這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後世2016年的時候，一部名為《華夏梵高》的紀錄片火遍全國，裡頭那位被鏡頭聚焦的主人公——趙勇，就是從大芬村裡走出來的。鏡頭裡的他，普普通通，臉上帶著那股子說不出的疲憊，卻又透著點難以言喻的自豪，現在想想，或許當時他就已經對命運有了幾分認命般的坦然。
話說1996年的春天，天氣還有些乍暖還寒。那時的趙勇還是個在陶瓷廠裡掄著畫筆的小工，每天灰頭土臉的，手指頭縫裡都是瓷泥漿。那天他從工廠出來，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嘴裡叼著根五毛錢一包的香煙，正琢磨著這個月的工資怎麼才能撐到發餉那天。
正巧路上遇到了同鄉老李，兩人推著自行車並排走，老李神神秘秘地湊過來，眼裡閃著精光，問他：“哎，小趙，聽說大芬村那邊油畫特賺錢，一幅畫能頂咱們這兒大半個月的工錢！”
就這麼一句閒話，像一顆石子兒砸進了趙勇心裡。他愣了一下，自行車龍頭差點沒握住，腳下一頓，煙頭掉在了地上。他彎腰撿起來，拍了拍上麵的土，眼睛卻亮了幾分。
油畫？那玩意兒在陶瓷廠他倒是偶爾見過，臟兮兮的畫布，顏料的味道刺鼻得很。可同鄉老李那興奮勁兒，讓他心裡直癢癢。
第二天一早，趙勇天還沒亮就起來了，把幾件衣服塞進一個化肥袋子，又揣了幾塊乾糧和水，蹬著自行車就往大芬村趕。村子不大，但來來往往的人不少，大多背著畫架和顏料箱子，一看就是搞油畫的。他心裡有些忐忑，卻又有種莫名的篤定，好像這個地方就是為他準備的。
進了村子，他人生地不熟，隻能到處打聽。好在老天不負有心人，沒兩天就讓他找到了個願意收留他的畫室。那人姓張，是個老師傅，看了眼他遞過去的畫樣——幾張在陶瓷廠畫的樣品，點了點頭，“還行，不算白來。”
很快，趙勇就上手了。他發現油畫這東西，講究的是色彩和光影，跟陶瓷上的那些一筆一劃的圖案完全不同。剛開始他畫得一塌糊塗，不是顏色配不對，就是光影處理得太生硬。但好在他有基礎，慢慢琢磨，再加上那股子不服輸的勁兒，沒過多久就成了畫室的“成手”。
也是趕巧了，那時候外國的油畫市場正火熱，而梵高的畫，尤其好賣。趙勇聽人說，隻要畫上梵高的畫，就能賣出個好價錢。他心裡盤算著，與其畫那些自己看不明白的名作，不如專攻一個係列，好讓自己快點出頭。於是，從那天起，他的世界裡就隻剩下了梵高。
二十年，彈指一揮間。趙勇每天醒來就是麵對畫布，從《鳶尾花》到《向日葵》，每一筆，每一劃，都像刻進了骨子裡。起初，他也得對著梵高的原作照片，仔細研究色彩和筆觸。漸漸地，那些畫作像是刻在了他腦子裡，不需要照片，不需要參考，他就能在空白的畫布上自由揮灑。
根據後來紀錄片裡趙勇自己回憶，這二十年裡，他壓根兒就沒關心過梵高到底是誰，什麼流派，甚至沒看過一眼真正的梵高原作。他隻知道自己畫的這些畫，有人搶著要，能換來大把的鈔票。
最誇張的時候，《鳶尾花》和《向日葵》這兩幅畫，他自己就畫了兩萬幅。《華夏梵高》的導演問起這個數字時，他還略帶尷尬地撓了撓頭，“記不太清了，反正很多很多。”
到了拍紀錄片的時候，趙勇對梵高的畫已經熟悉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鏡頭裡，他拿起一支畫筆，無需起草，直接在畫布上揮灑，那動作行雲流水，仿佛梵高的靈魂就附在他身上。
訂單最多的一天，他幾乎可以畫十幅梵高的畫——從早到晚，筆耕不輟，畫布上的鳶尾花和向日葵堆疊如山，房間裡彌漫著油畫顏料的濃烈氣味，而他就在這樣的環境裡，日複一日地重複著同樣的動作，直到夜幕降臨，累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
趙勇因臨摹梵高畫作的技藝日益精進，訂單如雪片般飛來，名聲漸漸響徹大芬村乃至更遠的地方。口袋裡逐漸充盈起來的同時，他的心中卻悄然萌生出一絲異樣的渴望——那個被他反複描摹了二十年的名字，梵高，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他的思緒翻湧，像是畫中未乾的顏料般在心頭暈染開來。終於，攢夠了積蓄的趙勇咬咬牙，瞞著同鄉，孤身一人踏上了前往荷蘭的飛機。一下飛機，那股彌漫著藝術氣息的異國情調便撲麵而來，可趙勇的心卻懸在半空。
他直奔阿姆斯特丹的畫廊，心中預設的畫麵是：自己的臨摹之作與真品一同掛在高高的櫥窗裡，供人觀賞、讚歎。然而現實卻給了他當頭一棒——大芬村引以為傲的大量臨摹作品，竟被隨意地擺放在博物館門口不起眼的紀念品店裡，甚至混雜在一些廉價的風景油畫之中。
那些他耗費無數心血的作品，在這裡竟顯得如此廉價，無人問津。這巨大的落差讓趙勇感覺胸口像被重錘擊中，他攥緊拳頭，指甲深深嵌入掌心，卻依舊無法緩解內心翻江倒海的酸楚與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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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心的趙勇又輾轉來到大名鼎鼎的梵高美術館。隔著防彈玻璃，他第一次親眼目睹了梵高的真跡。那些濃烈的色彩、扭曲的線條、撲麵而來的情感衝擊，讓他瞬間屏住了呼吸。
他愣愣地站在《向日葵》前，目光無法移開，仿佛能聽見畫布上每一筆筆觸的低語。他走走停停，腳步沉重得像灌了鉛，目光在每一幅真跡前流連忘返。
最終，當他站到那幅他臨摹過無數遍的梵高自畫像前時，喉嚨卻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一般。他凝視著畫中那雙充滿痛苦與孤獨的眼睛，嘴唇微微顫抖，半晌才擠出一句低低的呢喃：“顏色……不一樣……”
這四個字，既是對畫作的評價，更是對他內心巨大落差的精準概括。
從美術館走出來時，陽光灑在身上，趙勇卻絲毫感受不到暖意。他蹲在路邊，雙手抱頭，肩膀微微聳動，思緒萬千。
梵高的真跡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那些被世人珍視的作品與他粗糙的臨摹品之間天差地彆的價值感，讓他心如刀絞。良久，他才緩緩站起身，拍了拍褲腿上的塵土，喃喃自語道：“畫了梵高作品二十年，比不上博物館裡麵的一幅作品……”
這句感歎，既是對自身價值的否定，也是對藝術真諦的深刻反思。
帶著複雜的心情，趙勇踏上回程的路。飛機掠過大洋，他的心境也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飛機降落的瞬間，他最後看了一眼天空，那片他曾寄托了無數夢想的土地，如今隻剩下滿腔的苦澀與決然。
回到大芬村的當晚，趙勇一夜未眠。那些在異國他鄉的見聞如同潮水般湧來，衝擊著他的靈魂。第二天一早，他默默地將所有梵高的畫作收好，擺放在角落，塵埃落滿了畫布。
從今往後，他決定不再沉迷於臨摹，而是拿起從未真正屬於他的畫筆，去創作屬於自己的世界。他想起了梵高短暫卻熾熱的一生，心中燃起一股新的火焰：要用最樸實無華的畫筆，描繪身邊的人和景，就像梵高曾經那樣。
趙勇對著攝像機鏡頭，喉結上下滾動了幾下，眼神裡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落寞，他微微前傾身子，一字一頓地說道：“我的畫仍有著濃濃的梵高風格，但這是梵高式的，也是趙小勇式的藝術。”
陳陽的思緒不由自主地飄向了紀錄片裡臉上溝壑縱橫的男人。隔著屏幕，他都能感受到趙勇說出這句話時複雜的心緒——有對過往二十年臨摹生涯的無奈，也有對自我風格的迷茫與堅持。
至於趙勇後來究竟有沒有成功，陳陽並不知曉。他看過那部紀錄片之後，順手去查了資料，得到了一個讓自己吃驚的數據：從1990年到2020年的三十年間，歐洲有百分之八十的油畫產品出自大芬村。
那些畫工們日複一日臨摹的油畫，被堂而皇之地擺放在歐洲的各大高檔酒店、博物館紀念品店，甚至是政府機構的大廳裡。更令人咋舌的是，其中一些作品竟曾代替真品參加過藝術巡展，蒙騙了多少藝術評論家和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