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分，則殊途同歸。
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製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羲軒，同光於堯舜?”
相傳堯舜時在交通要道豎立木牌，讓臣民在其上寫諫言，此木牌稱為謗木，又稱誹謗木或華表木。
薑公輔希望德宗效法堯舜禹湯，行正道，納正言，近善人，遠奸佞，如此方可使君民同心，上下一德，從而達到國大治、民大安的目的。
二是認為戎狄輕而寡信，貪得無厭，對之難以禮義和，恩澤撫；主張充實國力，加強國防，發展經濟，廣攬人才。隻要國家強大，則不必以邊患為慮。薑公輔在這裡是從“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立場、觀點出發，提出對待西北邊疆少數民族的政策和方針，暴露了儒家的大漢族主義思想。
《左傳·閔公元年》載管敬仲言於齊侯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
《左傳·襄公四年》載晉侯的話說：“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這此言論，代表了儒家的一貫看法。
薑公輔受“內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影響，所以也宣場起“戎狄輕而寡信，貪而無親”來了，不足為怪。
他主張發展生產，加強國防，並提出了類似屯兵、屯田的具體措施，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
三是提倡禮義，實行富民政策，利用厚生，與民休息，廣庶類，勤農桑，崇教化，重賢才。
“夫奸邪生於豪傑，廉恥生於禮義。禮義立，孰有不恥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義趨利者乎?臣以為遂其富利之業，申其仁義之利，則外戶不扃矣。”
儒家認為人民生活富足是進行禮樂教化和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富而後教，才易於使人向善，遵禮守法，收以良好的效果。
孔子曾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子路》篇記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顯然，薑公輔直接繼承了這一思想。
孔子之後，孟子、荀子等人都主張先富後教。
四是讚揚德宗厚德載物，恩澤被及草木禽獸，誠為德政。
例如，“捐金玉於江湖，反珍奇於藪澤”，就是指德宗罷貢獻，放舞象，出鷹犬等措施。
這些措施不僅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而且具有維護生態平衡的環境倫理學意義，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薑公輔又引《詩經·大雅》所說的“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希望德宗慎終如始，貫徹到底。
言辭雖然委婉，意思卻很明確，頌揚之中，隱含警告。
可惜德宗並沒有認真聽取薑公輔的規諫，有始無終，竟把國家政局搞得一塌糊塗。
薑公輔的警告，果不幸而言中!
從思想行事來看，薑公輔屬於儒家學派是無可置疑的。
但他和當時安南大多數文人學者一樣，信奉三教同源之說，對佛教和道教都有好感，並不采取排斥態度。
《新唐書·薑公輔列傳》記載：“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
安南文人學者一般認為，進可以儒術應世，退可以道術養身，儒道兩家是相通的，各有各的長處和適用範圍。
看來薑公輔也信奉並且實行這樣的思想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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