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回來人口問題。
剛才說過醜、阿三兩國的問題，回到我們自身上來。
我們的實際目標是降低人口增長率，而不是要人斷子絕孫。
在婚育的法定界限上，已經有了一個準繩，隻要嚴格執行這個規定，比強調要隻生一個要來的溫和。
我認為，在城市化發展水平越發達的地區，自然生育的年齡會越趨向於晚婚晚育。
同樣的問題，教育、就業、住房等多重壓力下，人們用更多的時間來滿足生存需求，而不是生育需求。”
“那麼你如何看待城市人口越來越龐大的現實問題？”
陳老板打斷了李劍垚的話。
李劍垚朝他嘿嘿了一下。
“我知道您考慮的是人口增長帶來的資源分配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問城市人口膨脹的問題。
先說城市人口規模越來越大的問題。
以京城為例，1950年，有420萬人口，一部分是京城的原住民，另外一部分是隨著各機構的入駐而來的。
在50至59年間，基建、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需求龐大，需要各種專門的人才和大量的勞動力，原有的人口結構不能滿足城市發展需求，人口遷入規模也就順理成章的實現了十年270餘萬的增長。
到了1960年，京城的人口是740萬，而到了69年，人口是780萬，十年間隻增長了40萬，這部分增長中，受遷入政策的影響比較多，遷出人口的規模也不小。
按統計局的數據，自然增長率在19.6的千分比。
其實其他諸如申城、花城、奉天、冰城等大城市的情況基本也差不多，都是在城市擁有大規模企業的情況下才聚集了相對較多的人口。
就業問題才是人口彙聚的核心，在城市，隨便一份工作的收入都是鄉村地區數倍、數十倍，人自然會向收入高的地區彙聚。”
“你剛才說的要溫和的實行人口控製政策，是有什麼考量？”
李劍垚看了看院總，點了點頭。
“我們當前以經濟建設為目標，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
如果堅持隻生一個的策略，在部分地區，不但會遭到抵製，甚至會引發社會性問題。
而且，諸位可能不太了解，在政策執行層麵，基層工作人員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去對待我們的人民群眾。
毫不客氣的講，即便允許生兩個甚至三個，也有的人會選擇多生，這部分人可能是少數，對龐大的數據層麵的影響其實不大。
但基層的工作人員可能用比較極端的方式來對待這部分人群。
比如，牽走人家的牲畜，拿走人家的生產資料，甚至扒掉人家的房子。
當生存遇到威脅的時候，誰也不敢保證人家會選擇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反抗。
我們的目標依然是控製人口規模，不是消滅自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