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縣長，進來坐，什麼事？”我指了指剛才蔣笑笑坐過的椅子。
方雲英坐下，搓了搓手。“是這樣，李書記，馬上就是元旦了。往年這個時候，縣委、縣政府大院，都會給機關乾部和職工發點年終福利，表示一下組織關懷。一般是每人一桶油、一袋麵，有時再加點彆的。您看今年……這個事怎麼辦？”
我看著她，沒有立刻回答，而是笑著反問道：“方縣長，發福利這個事情，按說屬於機關事務管理，小事情嘛！怎麼還專門來請示啊？”
方雲英笑了笑，那笑容裡帶著幾分了然和些許無奈，她裹了裹身上的衣服，說道：“李書記，話是這麼說，但畢竟涉及要花錢，而且不是小錢，全縣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加起來，大幾千號人，這筆開銷不小。所以啊，具體怎麼辦，辦到什麼標準，縣長不在，我覺得還是得先聽聽您的意見，心裡好有個底。”
我看著她略顯凝重的神色，心中了然，直接點破：“方縣長，是不是目前縣財政上……比較困難？連這點福利錢都緊張了？”
方雲英臉上的笑容淡了下去，她輕輕歎了口氣，點了點頭：“李書記，既然您問到了，我也不瞞您。財政狀況……確實非常吃緊。教師的工資，我們想了各種辦法，東挪西湊，到目前為止，算是沒有拖欠，保證了發放。但明年開春以後怎麼樣，我心裡實在沒底。還有更棘手的是，”她更為無奈，“咱們機關乾部和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賬上的錢，滿打滿算，也就還能保障三個月左右。如果三個月之後，財政收入還是像現在這樣半死不活，企業稅收上不來，那麼……恐怕乾部的工資，也要開始拖欠了。”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聽到方雲英親口說出“乾部工資可能拖欠”的判斷，我心裡還是沉了一下。分稅改革之前，東洪和臨平的錢再緊張，保運轉的資金還是有的。曹河的財政，果然已經到了懸崖邊緣。
我沉默了片刻思考著。然後，我抬起頭，看著方雲英說道：“你這樣，儘快把縣財政真實的家底報表，給我拿一份過來。我要看看，到底困難到什麼程度，窟窿有多大，還有哪些可能的財源或者騰挪空間。”
“好的，我回去就讓人整理，下午就給您送過來。”方雲英應道。
“至於元旦福利……”我沉吟道，“該有的表示，還是要有。機關乾部辛苦一年，這點關懷不能少。否則人心更散。縣政府先想想辦法，在預算內儘量調劑解決。如果實在調劑不開，缺口太大，到時候你再給我打報告，我們縣委這邊再研究。總之，既要體現組織關懷，穩定隊伍，也要量力而行，不能打腫臉充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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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雲英點頭：“我明白了，李書記。那我們儘量從緊安排。”
“還有，”我想起進大院時看到的情景，“往年元旦，是不是還會對縣委大院周邊做一些裝飾，掛點燈籠彩旗什麼的？”
“是的，會簡單布置一下，營造點節日氣氛。”
“嗯，”我斟酌著用詞，“大辦特辦就算了，現在不是講排場的時候。但基本的節日氛圍還是要有一點。你們想想辦法，儘量節約，燈籠……還是要掛幾個的，改革的氛圍要有，乾部群眾的精神麵貌要提起來。縣委、縣政府大門不能顯得太寒酸、太暮氣沉沉。這個度，方縣你來把握。”
“好的，李書記，既節儉，又有過節的樣子。”方雲英領會了我的意思。
我們又就財政開源節流、近期重點工作等聊了十幾分鐘，交代了縣政府的重點工作方雲英才起身告辭。我心裡暗道：“沒錢，我就不信這近十個億的債務找不到腐敗分子。”
她剛走沒多久，蔣笑笑就抱著一大摞文件回來了，輕輕放在我辦公桌一側的空位上。
“李書記，您要的材料，基本都在這兒了。會議紀要四份，工業局、經貿委、土地局關於棉紡廠的檔案資料，能找到的都在這裡。有些年代久遠的，可能不全。”
“好，辛苦了，放這兒吧。”我點點頭。
蔣笑笑放下材料，輕輕帶上門離開了。
辦公室裡重新安靜下來。我挪了挪椅子，開始翻閱。首先抽出的是棉紡廠的曆史檔案。紙張已經泛黃，有些邊角卷曲，帶著陳年檔案室特有味道。
檔案記錄顯示，曹河縣第一棉紡廠始建於1958年，是那個火紅年代“大乾快上”的產物，集中了當時全縣乃至地區的人力物力，建設規模一度超越了位於市區的東原市第一棉紡廠，成為整個東原地區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的棉紡織企業，風光無兩。
檔案裡還夾著一些當年的老照片，廠房嶄新，紅旗招展，工人們戴著白帽子，在紡織機前神情專注，洋溢著當家作主的自豪感。
我一邊快速瀏覽，一邊暗自感慨。從五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榮耀，如今變成了沉重的包袱。
材料顯示，棉紡廠現有在職職工1200餘人，而離退休職工已達400多人。三十多年工齡，退休三四百人，從時間上看倒也正常。但這提醒我一個嚴峻的現實：曹河縣國有企業的負擔，未來隻會越來越重。隨著時間推移，老職工會像秋天的樹葉一樣，一批批離開崗位，進入需要企業支付退休金的名單。
而最根本的問題，還是企業自身“造血”能力——創造利潤的能力在持續下滑。
如果企業效益好，利潤豐厚，養幾百名退休工人固然是負擔，但並非不可承受。可如果企業本身就在虧損邊緣掙紮，那多養一個人都是困難。
我合上曆史檔案，又拿起近幾年的審計報告和財務報表。數據觸目驚心：設備陳舊，產品滯銷，銀行貸款和應付賬款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一個小小的棉紡廠，竟然欠了一千九百多萬。人均負債一萬多，忍不住的罵道：“娘的，真他媽黑。”
但正如昨天彭樹德所言，這裡麵的債務，有多少是經營不善真實產生的，有多少是為了“哭窮”、“避嫌”或者彆的目的“主動”背上的？我估計後者是少數，但絕非沒有。在曹河這種複雜的環境裡，企業的行為早已不純粹是經濟行為。
接著，我重點翻閱了棉紡廠領導班子成員和主要中層乾部的履曆表。一個突出的特點映入眼簾：從廠長馬廣德，到副廠長、各車間主任、關鍵科室負責人，幾乎清一色是“棉紡廠子弟”。父親是廠裡的老工人、老領導，兒子、女兒接班進廠，慢慢成長為乾部。外地調入的乾部鳳毛麟角，且大多乾不長。
整個管理層，形成了一個近乎封閉的“子弟兵”體係。這種結構，在效益好、人心齊的時候，或許有凝聚力。
但在企業陷入困境、需要大刀闊斧改革甚至“斷臂求生”時，這種盤根錯節的親緣、地緣關係，就極易成為改革的巨大阻力。
他們會本能地傾向於維持現狀，保住“自己人”的飯碗和位置，哪怕這個“現狀”正在滑向深淵。
我注意到，會議紀要裡提出“賣地自救”方案，最初竟然是一些普通職工代表和部分中層技術人員提出來的，梁滿倉還批評廠領導班子對此一直態度曖昧，議而不決，傾向於“等、靠、要”。
看來，這個廠班子的問題，確實不小。一千九百多萬的債務背著，怎麼好意思還在位置上。
最後，我又翻看了那四份縣政府專題會議紀要。紀要格式規範，記錄清晰。
四次會議，召集人都是梁滿倉，議題都是“研究曹河縣第一棉紡廠改革脫困有關問題”。
從紀要中，我能清晰地梳理出梁滿倉的思路脈絡：他看到了棉紡廠的危局，意識到必須改革；在縣財政無力注資、銀行不敢新增貸款的情況下，他將目光投向了廠區西側那塊閒置土地，認為盤活土地資產換取資金，是當前條件下唯一現實可行的“自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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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看，他的方向沒有錯，思路是對頭的。如果能成功，籌集到幾百萬甚至上千萬資金，確實能極大緩解債務壓力。
但問題出在哪裡？我一邊看，一邊用紅筆在紀要上勾畫、批注。馬上梳理出第一個問題：梁滿倉事無巨細，管得太深太細。一個棉紡廠的改革，他親自擔任“改革領導小組”組長，這看似重視，實則捆住了自己的手腳，一把手擼袖袖子乾，具體分管副縣長和職能部門站在邊上看，不敢、不願主動承擔責任。
我心裡暗道：完全應該把組長的擔子壓給分管工業的副縣長苗東方嘛，明確他的主體責任，乾不好正好打班子換人，乾好了是縣政府領導有力。該坐中軍大帳的人跑去當先鋒，定位就錯了。
我在筆記本上記了幾筆。
就看到了第二個問題：會議開了四次，每次都是老生常談，圍繞土地權屬爭議、群眾工作難做打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四份方案方案反複商議，細節糾纏不清，缺乏一錘定音的魄力和打破僵局的有效手段啊。
紀要中記錄的各種“難處”、“實際情況”、“群眾情緒”“遺留問題”。
看似客觀全麵，實則透著一股深深的無力感和畏難情緒。
我心裡暗道：根本沒抓住關鍵，土地問題太簡單了，為什麼非得政府來判土地歸屬？完全可以雙方起訴交法院判決，法院判了之後，誰再鬨抓人就是了。五四手槍掏出來，哪裡有什麼反對的聲音。問題的關鍵還是班子不行嘛！
看到這裡，我放下筆，靠向椅背，揉了揉發酸的眼睛。暗道：梁滿倉是個好人，也想做事，但那種四平八穩、力求麵麵俱到的工作方式，顯得魄力不足，難以破局。最終，他自己被拖垮在了會場之上。
“紙上得來終覺淺啊。”我喃喃自語，想起於偉正書記送我來時的叮囑。
檔案材料隻能勾勒輪廓，會議紀要隻能反映流程。棉紡廠班子內部到底還有沒有可用之人，一千九百萬都是被誰吃了，太匪夷所思了，一天浪費一萬都要五年的時間。看來，能不能過個肥年，關鍵就在棉紡廠領導班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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