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察冀的紅色區域已擴展到平津外圍，冀魯豫的根據地像楔子般插入日軍防線，山東的抗日武裝更是控製了幾乎所有的縣城。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對於八路軍的重視程度嚴重不夠，”方麵軍司令寺內壽一對著地圖歎氣，“我們華北的治安戰已經徹底失敗了。”
一份標注“絕密”的報告擺在天皇裕仁的禦案上，裡麵寫道：“共軍八路軍已成為大日本帝國在華北最大的威脅，其根據地如星火燎原，日軍的控製區僅剩下平津線縣城和青島、威海、煙台等港口，若不及時遏製，華北將徹底脫離帝國掌控。”
報告建議“儘快結束武漢會戰，積極與國軍媾和，抽調在華日軍主力圍攻華北，徹底鏟除八路軍！”，這與華中派遣軍“擴大武漢戰果”的主張形成尖銳對立。
在北平的日軍司令部，第114師團的軍官們正對著沙盤發愁，他們被壓縮在平津兩座孤城，出城掃蕩的小隊常被八路軍伏擊。
一個參謀官指著地圖上密密麻麻的紅點：“那些共軍像野草，燒了又長，我們的兵力根本不夠用。”
114師團師團長末鬆茂治將清酒一飲而儘，酒杯重重砸在桌上：“等武漢的戰事結束，我要讓這些紅色從華北地圖上消失！”
八路軍的發展速度確實讓日軍心驚，在綏遠省，367師的騎兵旅，一個月內擴充了7個騎兵團，淨增加了上萬名的騎兵。
據說還是那些曾經投降他們的德王的騎兵隊伍，利用冰雪嚴寒天氣在察哈爾和熱河的草原上神出鬼沒，讓駐守在察哈爾和熱河的日軍如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在魯西，程仕財率領的機動一旅攻下了日軍的一處彈藥庫，繳獲的日軍的武器以及偽軍的武器裝備，一共武裝了五個新兵團。
日軍情報部門的分析報告指出：“八路軍的可怕之處在於其動員能力，每個村莊都是他們的兵站，每個百姓都是他們的眼線。
皇軍的‘囚籠政策’在八路軍的這種全民抗戰麵前，如同紙糊的籠子。”這份報告送到華中派遣軍司令部時，岡村寧次在旁邊批了四個字：“速戰速決”——他知道，必須儘快拿下武漢，儘快的與軟弱的國府以武促和，否則華北的局麵將不可收拾。
華中派遣軍的作戰會議上，岡村寧次將一份《武漢會戰終結方案》拍在桌上，方案要求“在11月底前擊潰武漢外圍國軍主力，控製長江中遊航道，迫使重慶政府求和！”。
他的手指在地圖上劃過南京：“哪怕恢複《何梅協定》的局麵也可以接受，隻要能穩住東北占領區，大日本帝國就能騰出手來對付華北的共軍。”
這個方案背後是日軍的軍力和國力困境，戰爭已持續一年多，軍費消耗占國家預算的76，國內黃金儲備瀕臨枯竭，石油儲備僅夠維持半年。
在東京，主婦們被號召“捐獻金屬”，寺廟的銅鐘被熔鑄成炮彈，報紙上卻還在吹噓“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
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在禦前會議上坦言：“若不能在年內結束戰爭，帝國將麵臨經濟崩潰。”
日軍試圖通過軍事優勢逼迫國府談判，在武漢外圍，他們故意放緩對某些國軍陣地的進攻，通過俘虜傳遞“和談”信息。
一個被俘的國軍軍官帶回日軍的條件：“隻要重慶承認滿洲國，撤出華北的所有部隊，日軍就可以退回至北平的控製線，從長城以南全部撤離。”
這個提議被校長怒斥為“亡國條件”，但在國府內部，主張“曲線救國”的聲音卻悄然抬頭。
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在日記裡寫道：“持久抗戰固然可敬，然國力已儘，若能以空間換時間，亦不失為良策。”
八路軍對日軍的企圖看得一清二楚，教員在給129師的電報中寫道：“小鬼子想先打垮國府，再回頭收拾我們，這是癡心妄想。我們要在華北、華中同時發力，讓他們首尾不能相顧。”
於是，八路軍總部指示367師，加大了對豫省黃河以南日軍的攻擊，不僅要殲滅位於鄭州附近的14師團，同時還要協助366師，殲滅在徐州的13師團，以及盤踞在皖南的9師團和10師團。
此前機動一旅協助366師，在山東境內發起秋季攻勢，收複了幾十座縣城，幾乎將整個魯省全部光複，有力的配合武漢戰場的國軍作戰，牽製住了日軍13師團和23師團，以及22師團。
武漢會戰此時已進入白熱化，在江漢路的廢墟上，國軍士兵與日軍展開逐屋爭奪，刺刀捅進身體的悶響、手榴彈的爆炸聲、傷兵的哀嚎聲交織成絕望的交響曲。
《大公報》記者範長江在戰地通訊裡寫道：“這裡沒有贏家，隻有毀滅。但華夏士兵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會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他描述了一個場景：一個斷了腿的華夏士兵，用牙齒咬著手榴彈引線，滾向日軍的坦克履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