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朱熹的“義利之辨”，融合理學思想，構建“天理”框架下的財富觀。他在《論語集注》中注解“富而可求”時說：“富若可求，則雖賤役亦為之；若不可求，則亦無所愧悔，而樂吾所好也。”強調“可求”的核心在“理”——符合天理的富可求，違背天理的富不可求，“天理”即“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法則。朱熹本人“布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宋史?朱熹傳》），任煥章閣待製時“俸給皆以養親及周族黨”《朱文公文集》），將俸祿用於贍養親人、周濟族人；創辦白鹿洞書院時“請賜九經，複訪得書院故址，奏複之”《宋史?朱熹傳》），將“所好”的教育事業置於財富之上，其“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在財富觀上表現為“寡欲”而非“無欲”——合理的物質需求是天理，過度的財富追求是人欲。
明代王陽明以“心學”詮釋義利，回歸“良知”本體的直覺判斷。他認為“心即理”，“義利之分，隻在一念之間”《傳習錄》），“可求之富”是“良知”認可的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的自然判斷；“不可求”是良知排斥的利——違背本心的貪婪。王陽明平定寧王之亂後，正德皇帝“賜璽書金幣”，他“固辭，乞歸省”《明史?王守仁傳》），拒絕過度封賞；在贛州推行“十家牌法”時“身率以儉，與士民共甘苦”《王陽明年譜》），不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他在龍場驛“鑿石槨以居”，卻“悟格物致知之旨”，證明“從吾所好”能在極端貧困中實現精神富足，其義利觀強調“知行合一”——知道義利之分，更要在行動中踐行。
五、曆史人物的財富抉擇：義利平衡的生動實踐
範蠡的“三聚三散”，完美演繹“富而可求，從吾所好”的財富智慧與人生境界。他助勾踐滅吳後“乘扁舟浮於江湖”《史記?貨殖列傳》），拒絕越國“分國而王之”的封賞，因“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險，選擇“可求”的商業致富；在齊國“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積累“數十萬”資產，被齊王任為相，卻“歸相印，儘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散財，回歸布衣；至陶地“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改名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史記?貨殖列傳》）——第二、三次散財，最終“至陶，為朱公，壽終，故世傳曰陶朱公”。範蠡的“求富”不貪——“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史記?貨殖列傳》），隻取合理利潤；“從好”不迂——將財富用於“救濟貧弱”，實現“富行其德”《史記?貨殖列傳》），是孔子財富觀的完美實踐。
白居易的“中隱”生活，在仕宦與隱逸間找到平衡，拓展“從吾所好”的內涵與形式。任江州司馬時“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江州司馬廳記》），坦然接受俸祿——這是“可求”的正當收入；同時“吏隱”於官，在《中隱》詩中提出“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不追求高位厚祿，選擇清閒官職，以便“退衙之後，焚香操琴，讀書賦詩”。他在《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悲憫，在《賣炭翁》中“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的同情，將“所好”的詩歌創作與民生關懷結合。白居易晚年“罷刑部侍郎，以刑部尚書致仕”《舊唐書?白居易傳》），“賣馬市宅，儉以自奉”，將積蓄用於“治佛光寺，鑿龍門八節灘”《新唐書?白居易傳》），既不貪戀財富，也不消極避世，這種“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狀態，展現了“求富與從心”的世俗智慧。
範仲淹的“先憂後樂”，將財富追求升華為社會責任，賦予“可求”與“從好”更廣闊的格局。他“少有大誌，每以天下為己任”《宋史?範仲淹傳》），任參知政事時推行“慶曆新政”——“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試圖通過改革實現“行道”的理想；獲俸祿後“置義田千畝，以贍族人”《範文正公義田記》），規定“族中子弟有嫁娶者，給錢二十千；喪葬者，給錢三十千”，將“可求之富”轉化為“所好”的公益實踐。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胸懷使財富成為踐行道義的工具：他“在杭興水利，疏西湖，溉田千頃”《宋史?範仲淹傳》），用俸祿資助公共工程；“帥邠州，作大順城，以拒西夏”《宋史?範仲淹傳》），將財富用於國防建設。他晚年“居鄧州，子弟以公有退誌，乘間請治第洛陽”，範仲淹答“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宋史?範仲淹傳》），證明精神追求能超越物質欲望，其財富觀已超越個人得失，達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的儒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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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的“實業救國”，在近代轉型中融合求富與從心，賦予傳統義利觀新的時代內涵。清末他“以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卻在甲午戰敗後“棄官從商”，因“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張謇全集》）——將“可求”的財富追求與“從好”的救國理想結合。1895年創辦大生紗廠，章程規定“廠中盈餘，除提存保險公積金外，分十三股：以六股為股東紅利，三股為辦事者花紅，四股為地方公益”《大生紗廠章程》），明確財富分配兼顧股東、員工與社會；他提出“父教育，母實業”的主張，用紗廠利潤創辦通州師範學校、南通博物苑，“所辦實業、教育、慈善等事，經費皆取諸大生”《張謇傳》）。張謇說“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張謇日記》），這種“所好”已超越個人，與孔子“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相通，證明傳統義利觀能適應近代社會變革。
六、“執鞭之士”的現代詮釋：職業尊嚴與價值重構
“執鞭之士”在當代的多元象征，是“正當職業皆可敬”的平等理念。無論是快遞員、環衛工人還是流水線工人，隻要通過勞動獲利，都值得尊重。“快遞小哥”汪勇在2020年疫情期間，從“一個人接送醫護”到“組織30人誌願者車隊”，再到“建立餐食供應鏈，每天供餐1.5萬份”《武漢快遞小哥汪勇：守護抗疫醫護的凡人英雄》），既通過服務獲得合理收入可求），又踐行社會責任從好），被評為“感動中國2020年度人物”。環衛工人李萌“放棄白領工作，選擇環衛事業”，負責北京東城區南鑼鼓巷的清掃，“每天步行3萬步，清運垃圾16桶”《全國勞動模範李萌：用掃帚書寫青春》），獲“全國勞動模範”稱號，她的話“工作沒有高低貴賤，把簡單的事做好就是不簡單”，正是對“執鞭之士”精神的現代詮釋。
職業平等的製度保障與社會認同，持續打破“執鞭”的貴賤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三條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為職業平等提供法律基礎；2019年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提升“執鞭”類職業的社會地位。北大畢業生陳生“放棄公務員崗位，賣豬肉創立壹號土豬品牌”，建立“屠夫學校”培養專業人才，年銷售額超10億元《北大屠夫陳生：把豬肉賣出北大水平》）；名校博士黃文秀“放棄大城市工作，返鄉擔任駐村第一書記”，“帶領村民種植砂糖橘，修建蓄水池，脫貧195戶883人”《黃文秀：青春之花綻放在扶貧路上》），他們選擇的“執鞭”式職業，因“可求”且“從好”而獲得社會認可，正如孔子所言“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執鞭”的精神內核與現代轉化，是“敬業樂群”的職業態度與“工匠精神”的追求。日本“壽司之神”小野二郎“一生懸命做壽司”，90歲仍堅持在銀座的小店工作，“對食材的挑選近乎苛刻——章魚要按摩50分鐘，米飯溫度要與人體一致”《壽司之神》紀錄片），將簡單職業做到極致可求）；同時“對客人的尊重無微不至——記得每位客人的座位偏好、是否左撇子”《壽司之神》），這種“工匠精神”與孔子“執事敬”《論語?子路》）的態度一致——職業無貴賤，敬業即崇高。中國“火箭焊接大師”高鳳林“為火箭發動機焊接，38年焊出130多枚火箭”，“焊縫寬度誤差不超過0.1毫米，相當於頭發絲的15”《大國工匠高鳳林：焊接火箭的“金手”》），他的“執鞭”是焊接技術，卻因敬業與創新，為國家航天事業做出貢獻，證明“執鞭”職業能創造非凡價值。
七、當代致富與堅守：義利平衡的多元實踐
企業家的“合法經營，回饋社會”，在商業成功中踐行“可求”與“從好”的平衡。曹德旺創辦福耀玻璃“為中國人做一片屬於自己的玻璃”，打破國外壟斷，“全球市場份額達31”《曹德旺：心若菩提》），既獲商業成功可求）；同時“累計捐款超160億元，用於教育、扶貧、救災”，2021年“成立河仁慈善基金會，捐出福耀玻璃10股份”《曹德旺慈善之路》），踐行社會責任從好），他提出“企業家若沒有責任感，充其量是富豪”，明確財富與責任的關係。任正非“華為不上市，聚焦技術研發”，“2022年研發投入1615億元，占營收22.4”《華為年報》），既獲商業成功可求），又堅守“科技自立”從好），“華為鴻蒙係統打破安卓壟斷”，實現“把數字世界帶入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組織”的願景，這些實踐證明財富與責任可並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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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勤勞務實，堅守初心”，在平凡崗位上體現義利平衡的真實溫度。外賣騎手雷海為“送餐之餘讀詩，隨身攜帶《唐詩宋詞選》，等餐時讀，休息時背”，2018年獲《中國詩詞大會》第三季冠軍《外賣騎手雷海為：在詩詞中尋找力量》），他的“求富”是勤勞送餐可求），“從好”是詩詞熱愛從心），這種平衡讓平凡生活充滿詩意。教師張桂梅“創辦華坪女高，免費招收貧困女孩”，“工資、獎金、捐款全部用於辦學，身患23種疾病仍堅持上課”《張桂梅：大山裡的“燃燈者”》），她的“可求”是合理工資，“從好”是“讓女孩走出大山”的教育理想，證明平凡崗位上的義利平衡更顯真實動人。
科技工作者的“技術致富，為國爭光”，拓展“可求”邊界，實現更高層次的“從好”。“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一生紮根稻田，90歲仍在海南育種”《袁隆平傳》），既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共和國勳章”等榮譽與獎勵可求），又實現“讓中國人吃飽飯”“禾下乘涼夢”從好）的理想。“芯片專家”胡偉武“帶領團隊研發龍芯芯片，打破國外壟斷”，“2022年龍芯處理器出貨量超1500萬顆，用於政務、能源等領域”《龍芯：自主創新的芯片之路》），他拒絕國外高薪誘惑，“從吾所好”的科技自立，使個人價值與國家利益相結合，這種“所好”關乎國家命脈，超越個人財富。
八、義利之辨的現代價值：對抗拜金與虛無的精神武器
“富而可求”對抗“拜金主義”的極端與異化。拜金主義將財富視為唯一價值標準，如“寧願坐在寶馬裡哭，不願坐在自行車上笑”的扭曲觀念，將物質淩駕於情感之上；而“可求”強調“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古訓，提醒財富是手段而非目的。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將“生理需求”財富滿足）作為基礎，更高層次是“自我實現”，與孔子“富而可求”後追求“從吾所好”相通——財富是實現自我的工具，而非終極目標。當代“極簡主義”生活方式的流行，“斷舍離”非必要消費，專注“真正需要”，也是對拜金主義的反思，與“可求”的適度原則一致。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對抗“虛無主義”的消極與頹廢。虛無主義認為“一切皆無意義”，放棄對價值的追求，如“躺平”文化中的極端者——“不工作、不消費、不社交”，否定奮鬥的意義；而“從吾所好”主張在財富之外尋找意義，如“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理想主義，“采菊東籬下”的審美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倫理關懷，這些“所好”能支撐人在貧困中保持尊嚴，正如《論語?衛靈公》“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在貧困中堅守操守，小人則會放縱墮落。當代“誌願服務”的興起，“90後”“00後”參與支教、環保、救災等公益活動，在“無利可圖”中獲得價值感，正是“從吾所好”的現代實踐。
“義利平衡”的現代意義，在於構建健康的個體財富觀與社會價值體係。社會層麵需完善“合法致富”的製度環境保障可求）——加強產權保護，打擊非法獲利；倡導“社會責任”的文化氛圍鼓勵從好）——通過稅收優惠、榮譽表彰激勵公益行為。個人層麵需明確“什麼值得追求”——財富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真正的幸福在於“求富”的正當性與“從好”的充實感，正如心理學家米哈裡?契克森米哈伊提出的“心流”理論，最幸福的時刻是全情投入“所好”的活動，而非獲得財富的瞬間。孔子在市集上的駐足，既不鄙夷執鞭者的卑微，也不羨慕不義者的富貴，隻在義利之間守住本心，這種智慧對當代人仍有深刻啟示。
九、求富與從心的終極意義：人生的自主與自由
“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的終極意義，是承認物質基礎的合理性，打破“重義輕利”的道德虛偽——儒家從不主張“安貧樂道”的刻意苦行，而是“貧而樂，富而好禮”《論語?學而》）的自然狀態，貧困時不怨天尤人，富貴時不失謙遜禮儀。“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則是肯定精神追求的超越性，拒絕“唯利是圖”的價值低俗——人之所以區彆於動物，正在於有超越物質的精神需求，正如《禮記?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從孔子的市集抉擇到當代的人生選擇，“求富與從心”的智慧始終未變。它告訴我們：財富如舟，道義如舵，無舟難行遠，無舵易迷航；“執鞭之士”的價值不在職業高低，而在是否“可求”——是否通過正當途徑獲利；“從吾所好”的意義不在貧窮富貴，而在是否“甘心”——是否堅守內心的精神追求。正如範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種超越物質的精神自由，才是“求富與從心”的終極指向。
在這個財富誘惑日益增多的時代，孔子的話語如清泉洗心：“富而可求”是對生活的誠實——承認物質需求的合理性；“從吾所好”是對靈魂的忠誠——堅守精神追求的崇高性。當我們在求職時兼顧收入與興趣，在致富後不忘責任與初心，在貧困中保持尊嚴與追求，便是在實踐這種古老的智慧——讓財富成為支撐理想的基石，而非壓垮精神的重負，正如孔子當年望著執鞭者的背影，眼中沒有鄙夷，隻有對“各得其所”的坦然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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