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初秋的清晨，我在母校的林蔭道上散步，看著一群學生圍坐在草坪上討論課題，有的專注記錄，有的激烈爭辯，陽光透過樹葉灑在他們年輕的臉上，滿是求知的熱忱。這場景忽然讓我想起孔子的一句話：“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兩千多年前，孔子在杏壇講學，看著弟子們從懵懂求知到逐漸明辨道義，從堅守信念到學會靈活變通，深知人生成長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句話像一把階梯，清晰地勾勒出人生進階的四個境界：“共學”是起點，是與他人一同探索知識；“適道”是進階，是與誌同道合者追求信念；“立”是堅守，是在困境中站穩腳跟；“權”是巔峰，是在原則下靈活變通。這四個境界，不是孤立的階段，而是層層遞進、相互關聯的整體，每一步都考驗著人的認知、信念與智慧。
從春秋時期的孔門弟子，到後世在求學、立世中不斷進階的仁人誌士，再到如今在生活與工作中追求成長的普通人，孔子的這句箴言始終指引著我們前行。它不是對人際關係的苛責，而是對自我成長的期許；不是對他人的評判，而是對人生境界的追求。接下來，就讓我們一同踏上這進階之路，探尋每個境界的內涵與價值，感受孔子智慧裡的人生真諦。
一、共學：求知路上的同行者——成長的起點
“可與共學”，指的是可以一起學習的人。“共學”是人生成長的起點，是我們認識世界、提升自我的第一步。在求知的道路上，我們會遇到許多同行者，一起聽課、一起讀書、一起探討問題，在相互陪伴與交流中，拓寬知識麵，打開眼界。但孔子也提醒我們，能一起學習的人，未必能一起追求道義——“未可與適道”。因為“共學”更多的是知識層麵的同行，而“適道”則是信念層麵的共鳴，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彆。
一）共學的意義：結伴而行，點亮求知路
“共學”的價值，在於它能打破孤獨，讓求知之路不再枯燥。古人雲：“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一個人學習，容易陷入思維的局限，看不到自己的不足；而與他人一起學習，通過交流討論，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發現自己的盲點，從而更快地進步。
戰國時期的稷下學宮，便是“共學”的典範。當時，齊國在稷門附近設立學宮，吸引了天下各國的學者前來求學、講學，荀子、孟子等著名學者都曾在此停留。在這裡，學者們不分國籍、不分學派，一起探討學術問題，一起研究治國之道。他們有的主張“仁政”，有的主張“法治”，有的主張“無為而治”，雖然觀點不同，但都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交流辯論。正是這種開放的“共學”氛圍，讓稷下學宮成為當時中國學術思想的中心，也為後世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現代社會，“共學”的形式更加多樣。學校裡的班級、實驗室裡的團隊、線上的學習社群，都是“共學”的載體。在這些集體中，人們一起學習專業知識，一起攻克技術難題，一起分享學習心得。比如，在科研團隊中，成員們分工合作，有的負責實驗設計，有的負責數據收集，有的負責數據分析，通過共同努力，推動科研項目的進展。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都能從他人身上學到自己不擅長的東西，實現共同成長。
“共學”不僅能提升我們的知識水平，還能培養我們的合作能力與溝通能力。在與他人一起學習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學會傾聽他人的觀點，學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學會協調不同的意見，這些能力對我們未來的工作與生活都至關重要。
二）共學的局限：知識同行，未必信念共鳴
雖然“共學”是成長的起點，但它也有其局限性——能一起學習的人，未必能一起追求道義。因為“共學”更多的是基於知識興趣的同行，而“適道”則是基於價值信念的共鳴。每個人的成長背景、人生經曆、價值取向不同，對“道”的理解與追求也會有所不同。
孔子的弟子中，就有這樣的例子。子路、子貢、冉有等人，最初都是因為仰慕孔子的學識，前來跟隨孔子“共學”。在學習的過程中，子路性格魯莽，卻勇敢正直；子貢善於言辭，卻重視利益；冉有精通政事，卻有時過於務實。他們雖然能一起跟隨孔子學習知識，但對“道”的追求卻有所差異。比如，子貢曾想通過經商致富來實現自己的價值，而孔子則更強調“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主張通過踐行道義來實現人生價值。因此，雖然子貢能與孔子“共學”，但在“適道”的層麵，卻與孔子的理念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現代社會，這樣的例子也很常見。比如，在一個學習小組中，成員們可能因為對某個專業領域的興趣而一起學習，但在職業選擇上卻會有不同的方向。有的人為了追求高薪，選擇進入互聯網行業；有的人為了實現社會價值，選擇從事公益事業；有的人為了傳承文化，選擇從事傳統文化研究。他們雖然能一起“共學”，但在“適道”——即追求人生理想與價值信念的道路上，卻會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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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說“共學”沒有意義，而是提醒我們，在“共學”的基礎上，要進一步思考自己真正追求的“道”是什麼，要尋找那些與自己有共同信念的人，一起“適道”。
二、適道：信念路上的同路人——成長的進階
“可與適道”，指的是可以一起追求道義的人。“適道”是人生成長的進階，是在“共學”的基礎上，找到與自己有共同價值信念的人，一起為了理想而努力。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就是強調“適道”比“共學”更高一個境界——它不僅需要知識層麵的交流，更需要信念層麵的共鳴。但孔子也提醒我們，能一起追求道義的人，未必能在困境中堅守——“未可與立”。因為“適道”更多的是順境中的同行，而“立”則是逆境中的堅守，二者麵臨的考驗不同。
一）適道的意義：信念共鳴，照亮理想路
“適道”的價值，在於它能為我們的理想提供強大的支撐。當我們找到與自己有共同信念的人，一起追求“道”時，我們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我們會遇到各種困難與挫折，單靠自己的力量往往難以堅持，而有了同路人的陪伴與支持，我們就能更有勇氣麵對挑戰，更堅定地走下去。
東漢時期的“黨錮之禍”中，李膺、陳蕃等士大夫便是“適道”的典範。他們因為不滿宦官專權、朝政腐敗，紛紛站出來批評時政，主張改革弊政，維護社會正義。雖然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官職，但都有著共同的信念——為國家效力，為百姓謀福。他們相互支持，相互鼓勵，形成了強大的“清流”勢力，與宦官集團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即便後來遭到宦官集團的殘酷鎮壓，許多人被逮捕入獄，甚至被殺害，他們也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正是這種“適道”的共鳴，讓他們在黑暗的時代中，為後人留下了堅守正義的精神豐碑。
在現代社會，“適道”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免費午餐”公益項目的誌願者們，便是因為有著共同的信念——“讓貧困山區的孩子能吃上熱騰騰的午餐”，而走到一起。他們來自不同的行業，有著不同的身份，有的是企業家，有的是普通員工，有的是學生，但都願意為了這個信念貢獻自己的力量。有的誌願者負責籌集資金，有的負責監督項目實施，有的負責到山區學校考察，通過共同努力，“免費午餐”項目已經幫助數十萬貧困山區的孩子解決了吃飯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誌願者們也遇到了許多困難，比如資金短缺、項目實施難度大等，但因為有著共同的信念，他們始終沒有放棄，而是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推動項目不斷發展。
“適道”不僅能為我們的理想提供支撐，還能讓我們感受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當我們與同路人一起為了共同的信念而努力時，我們會發現自己的付出是有意義的，自己的人生是有價值的，這種感覺會讓我們更加堅定地追求“道”。
二）適道的局限：順境同行，未必逆境堅守
雖然“適道”是成長的進階，但它也有其局限性——能一起追求道義的人，未必能在困境中堅守。因為“適道”更多的是順境中的同行，當遇到逆境時，有些人會因為恐懼、利益誘惑等原因，放棄自己的信念，選擇妥協或退縮。
南宋末年，文天祥與他的許多戰友便是“適道”的同路人，他們都有著共同的信念——抗擊元軍，保衛南宋。在戰爭初期，形勢相對有利，大家都能齊心協力，奮勇殺敵。但隨著元軍的大舉進攻，南宋軍隊節節敗退，許多戰友開始動搖。有的人為了保全性命，選擇投降元軍；有的人因為看不到希望，選擇逃離戰場；隻有文天祥始終堅守自己的信念，即便被元軍俘虜，也沒有放棄抵抗。他在監獄中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用生命詮釋了對“道”的堅守。
在現代社會，這樣的例子也不少見。比如，在一些創業團隊中，成員們最初因為有著共同的創業理想而一起“適道”，在公司發展順利時，大家都能齊心協力，為公司的發展努力。但當公司遇到困難，比如資金鏈斷裂、市場競爭加劇等，有些人就會因為害怕失敗、追求個人利益等原因，選擇離開團隊，甚至做出損害公司利益的事情。隻有那些真正堅定信念的人，才會選擇留下來，與團隊一起共渡難關。
這並不是說“適道”沒有意義，而是提醒我們，在“適道”的基礎上，要進一步培養自己的堅守能力，要在困境中站穩腳跟，實現“立”的境界。
三、立：困境中的堅守者——成長的淬煉
“可與立”，指的是可以在困境中站穩腳跟的人。“立”是人生成長的淬煉，是在“適道”的基礎上，麵對困難與挫折時，依然能堅守自己的信念與原則，不妥協、不退縮。孔子說“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就是強調“立”比“適道”更高一個境界——它不僅需要順境中的信念共鳴，更需要逆境中的堅守能力。但孔子也提醒我們，能在困境中堅守的人，未必能在原則下靈活變通——“未可與權”。因為“立”更多的是對原則的堅守，而“權”則是對原則的靈活運用，二者需要的智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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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的意義：困境堅守，彰顯品格力量
“立”的價值，在於它能彰顯一個人的品格與信念。在順境中堅守信念容易，但在逆境中堅守信念卻很難。隻有那些真正有品格、有信念的人，才能在困境中站穩腳跟，不被外界的壓力與誘惑所動搖。
明代的方孝孺，便是“立”的典範。方孝孺是明代著名的學者與政治家，深受明太祖朱元璋與建文帝朱允炆的信任。後來，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皇位。朱棣深知方孝孺的才華與聲望，想讓他為自己起草即位詔書，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但方孝孺堅決拒絕，他認為朱棣的皇位是通過叛亂奪取的，不符合道義，自己不能為這樣的人起草詔書。朱棣大怒，威脅方孝孺說：“你不怕我滅你九族嗎？”方孝孺卻堅定地回答：“即便滅我十族，我也不會屈服！”最終，朱棣下令滅了方孝孺的十族，包括他的朋友與學生，方孝孺也被處死。方孝孺的“立”，不是盲目的固執，而是對道義的堅定堅守，他用生命詮釋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品格力量。
在現代社會，“立”的例子也很多。“敦煌女兒”樊錦詩，便是在困境中堅守的典範。1963年，樊錦詩從北京大學考古係畢業後，來到敦煌莫高窟工作。當時的莫高窟環境極其惡劣，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鹹水，吃的是粗糧，夏天酷熱難耐，冬天寒風刺骨，還時常有沙塵暴襲來。許多與她一起前來的同事，因為受不了這樣的環境，紛紛選擇了離開。但樊錦詩卻選擇了堅守，她深知莫高窟文物的珍貴，明白保護莫高窟是自己的責任與使命。在堅守的過程中，她麵臨著許多困難：與家人長期分居兩地，無法照顧父母與孩子；文物保護工作難度大，需要克服許多技術難題；資金短缺，無法開展大規模的保護工程。但她始終沒有放棄，而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不斷推動莫高窟的保護與研究工作。如今，樊錦詩已經在敦煌堅守了六十多年，她用自己的堅守，讓莫高窟的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護與傳承，也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立”不僅能彰顯我們的品格與信念，還能讓我們在困境中成長。在堅守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各種困難與挫折，這些困難與挫折會磨練我們的意誌，提升我們的能力，讓我們變得更加堅強、更加成熟。
二）“立”的局限：堅守原則，未必靈活變通
雖然“立”是成長的淬煉，但它也有其局限性——能在困境中堅守的人，未必能在原則下靈活變通。因為“立”更多的是對原則的堅守，而“權”則是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策略與方法。有些人過於執著於原則的形式，而忽略了原則的本質，導致在麵對複雜情況時，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與選擇。
春秋時期的宋襄公，便是這樣的例子。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始終堅守“仁義”的原則，認為打仗也應該講仁義，不能趁人之危。在泓水之戰中，宋國軍隊與楚國軍隊隔河對峙。楚軍開始渡河時，有人建議宋襄公趁機發動進攻，可宋襄公卻認為“趁人之危不是仁義之舉”，拒絕了這個建議。楚軍渡過河後，還沒有擺好陣勢，又有人建議宋襄公發動進攻，宋襄公再次拒絕，說“等楚軍擺好陣勢再進攻，才是仁義之舉”。結果，等楚軍擺好陣勢後，發動猛烈進攻，宋國軍隊大敗，宋襄公也身受重傷，不久後去世。宋襄公的“立”，雖然堅守了“仁義”的原則，但卻過於僵化，沒有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變通，最終導致了失敗。
在現代社會，這樣的例子也很常見。比如，在企業管理中，有些管理者過於堅守規章製度，而忽略了員工的實際情況與需求。當員工遇到特殊困難，需要靈活調整工作安排時，這些管理者卻堅持“按規章製度辦事”，不給予任何通融。這樣做雖然維護了規章製度的“原則”，但卻傷害了員工的感情，降低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最終不利於企業的發展。
這並不是說“立”沒有意義，而是提醒我們，在“立”的基礎上，要進一步培養自己的變通智慧，要學會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實現“權”的境界。
四、權：變通中的智慧者——成長的巔峰
“可與權”，指的是可以在原則下靈活變通的人。“權”是人生成長的巔峰，是在“立”的基礎上，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策略與方法，以達到最佳的效果。“權”不是對原則的違背，而是對原則的靈活運用；不是盲目變通，而是基於智慧的判斷。孔子說“可與立，未可與權”，就是強調“權”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需要極高的智慧與能力。
一）“權”的內涵：原則為基，變通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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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核心，在於“以原則為基礎，以變通為手段”。真正的“權”，不是沒有原則的隨波逐流，也不是盲目固執的墨守成規，而是在深刻理解原則本質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策略與方法，以實現原則的最終目標。
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便是“權”的典範。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其核心原則是“富國強兵”，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商鞅根據秦國的實際情況，采取了一係列靈活的策略與方法。比如，在經濟上，商鞅廢除井田製，實行土地私有製，允許土地買賣，這一措施打破了傳統的土地製度，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政治上，商鞅推行郡縣製，加強中央集權，這一措施改變了傳統的分封製，加強了秦國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在軍事上，商鞅實行軍功爵製，獎勵軍功，這一措施激發了士兵的戰鬥積極性，提高了秦國軍隊的戰鬥力。這些措施看似打破了傳統製度，卻始終圍繞“富國強兵”這一核心原則，最終讓秦國從一個弱小的諸侯國，逐漸發展成為戰國時期最強大的國家，為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的“權”，不是對原則的背離，而是對原則的精準把握與靈活運用。他深刻理解“富國強兵”的本質需求，不被傳統製度的形式所束縛，根據秦國的實際情況調整策略，最終實現了原則目標。這種“原則為基，變通為用”的智慧，正是“權”的核心內涵。
在現代社會，“權”的智慧同樣重要。比如，我國的改革開放，便是“權”的典範。改革開放的核心原則是“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國打破了傳統計劃經濟的束縛，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引入外資與先進技術，鼓勵民營企業發展。這些措施看似是對傳統經濟模式的突破，卻始終圍繞“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一核心原則，最終讓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
二）“權”的實踐：審時度勢，靈活應變
“權”的智慧，還體現在審時度勢、靈活應變的能力上。真正的“權者”，能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策略與方法，以適應新的情況，實現原則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