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仲秋的午後，我在古籍館翻閱《論語?鄉黨》，讀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時，眼前忽然浮現出一幅生動的畫麵：在魯國的鄉鄰間，孔子溫和恭順，仿佛不善言辭；而在祭祀的宗廟、議事的朝廷上，他卻言辭流暢，隻是始終保持著嚴謹的態度。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言行姿態，跨越兩千多年的時光，依然清晰地勾勒出一位智者在不同場合的處世之道——在鄉黨間放低姿態，以謙遜融入社群；在朝堂上明晰表達，以責任踐行使命。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卻又禮樂尚存，鄉黨是宗族倫理的重要載體，宗廟朝廷是國家禮製的核心場所，不同場合有著截然不同的禮儀規範與言行要求。孔子的言行差異，並非虛偽的“兩麵性”，而是對場合倫理的深刻理解與尊重：在鄉黨，需以“訥”顯恭謹，維係鄰裡間的和諧；在朝堂，需以“辯”明事理，承擔治國理政的責任。這種“處下則訥，居上則辯”的智慧，不僅是孔子個人修養的體現，更成為了後世中國人待人接物、履職儘責的重要準則。
從孔門弟子對老師的記載，到後世文人學者對“場合倫理”的踐行，再到現代社會人們在生活與工作中的言行選擇，孔子的這份處世智慧始終在傳承。它不是對個性的壓抑，而是對秩序的尊重；不是對責任的逃避，而是對使命的擔當。接下來，就讓我們一同走進孔子的“鄉黨”與“朝堂”，探尋他言行差異背後的處世哲學，感受這份穿越時空的智慧力量。
一、鄉黨之“訥”：謙遜恭順的處世姿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這裡的“恂恂”，是溫和、恭順的樣子；“似不能言者”，並非真的不善言辭，而是刻意收斂鋒芒，以謙遜的姿態融入鄉黨社群。在古代社會，鄉黨是由宗族、鄰裡構成的小型共同體，維係其穩定的核心是倫理親情與禮儀恭讓。孔子在鄉黨間的“訥”，正是對這種社群倫理的尊重與踐行——不張揚、不炫耀，以溫和恭順的言行，守護鄰裡間的和諧氛圍。
一）“訥”之內涵：放低姿態，融入社群
鄉黨間的“訥”，首先是一種“放低姿態”的自覺。孔子雖學識淵博、聲望卓著，卻從不以“智者”“賢者”自居，在鄉鄰麵前，他始終將自己置於“平等一員”的位置，用溫和恭順的言行消除身份差異帶來的距離感。《論語?鄉黨》中還記載：“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即便在朝堂上與不同等級的官員交談，孔子也會根據對方的身份調整言行姿態，更何況在更為親近的鄉黨間。
在春秋時期的鄉黨社群中，“年長有序”“尊卑有彆”是重要的倫理規範，但這種規範並非冰冷的等級壓迫，而是以親情為基礎的和諧秩序。孔子的“恂恂如也”，正是對這種秩序的維護——麵對長輩，他恭敬傾聽，不隨意打斷；麵對同輩，他溫和交流，不爭執強辯；麵對晚輩，他耐心引導，不居高臨下。這種放低姿態的言行，讓他與鄉鄰之間沒有隔閡，真正融入到社群生活中。
比如，每逢鄉黨間的祭祀活動或婚喪嫁娶，孔子都會積極參與，並且嚴格遵守禮儀規範。在祭祀時，他會按照輩分依次行禮，不越矩、不張揚；在宴席上，他會主動為長輩布菜，傾聽長輩講述宗族往事；在鄰裡遇到困難時，他會儘己所能提供幫助，卻從不求回報。鄉鄰們提起孔子，都說他“溫和可親，如同自家兄長”，這種評價，正是對他鄉黨之“訥”的最好認可。
孔子的“訥”，不是怯懦，也不是虛偽，而是一種“共情式”的處世智慧——他深知，鄉黨社群的和諧，需要每個人放下身段，以真誠與恭順對待他人；隻有融入社群，才能真正理解百姓的生活，才能讓自己的學說貼近現實。這種放低姿態的“訥”，為他後來“仁者愛人”“禮之用，和為貴”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現實基礎。
二）“訥”之價值：化解隔閡，守護和諧
鄉黨間的“訥”，更重要的價值在於化解隔閡，守護社群的和諧。在鄉黨這樣的小型共同體中，人與人之間低頭不見抬頭見，難免會有利益摩擦或觀念分歧，而“溫和恭順”的言行，正是化解這些矛盾的最好方式。孔子的“似不能言者”，並非真的沉默寡言，而是在非原則問題上不爭執、不辯解，用包容與理解化解分歧，維護社群的整體和諧。
《孔子家語》中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孔子在鄉黨居住時，鄰居家的孩子與自己的弟子曾參發生了爭執，原因是兩人對一句古詩的理解不同。孩子的父親得知後，覺得很不好意思，特意上門向孔子道歉。孔子卻笑著說：“古詩的理解本就沒有唯一答案，孩子們各有見解是好事，何必道歉呢？”隨後，他還特意邀請鄰居父子到家中做客，讓曾參與鄰居的孩子一起探討古詩，兩人不僅化解了矛盾，還成為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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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故事中，孔子沒有因為曾參是自己的弟子而偏袒他，也沒有用自己的學識去“糾正”鄰居孩子的觀點，而是以溫和的態度包容不同意見，用溝通的方式化解隔閡。這種“訥”的言行，不僅讓兩個孩子重歸於好，更維護了鄰裡間的和諧關係。正如孔子所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鄉黨間，真正的君子，是在保持自身原則的前提下，以包容的態度對待不同意見，用溫和的言行守護社群的和諧。
在現代社會，鄉黨雖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宗族共同體，但社區、鄰裡依然是人們生活的重要場所。孔子鄉黨之“訥”的智慧，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價值。比如，在社區生活中，難免會遇到鄰裡間的小摩擦——樓上孩子吵鬨影響樓下休息，鄰居占用公共空間堆放雜物，等等。此時，若能像孔子那樣，以溫和恭順的態度與對方溝通，不指責、不抱怨，往往能更好地化解矛盾；反之，若態度強硬、言辭激烈，隻會激化矛盾，破壞社區和諧。
孔子的鄉黨之“訥”，告訴我們：在日常生活的社群中，“爭理”不如“共情”，“辯解”不如“包容”；放低姿態，以溫和恭順的言行對待他人，才能真正化解隔閡，守護和諧的生活氛圍。
三）“訥”之修養：克己複禮，內化於心
孔子鄉黨之“訥”，並非刻意偽裝的言行，而是“克己複禮”修養的自然流露。“克己複禮”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指的是克製自己的欲望與個性，遵守禮儀規範。在鄉黨間，“禮”的核心是“恭順”“謙和”，孔子的“恂恂如也”，正是將這種禮儀規範內化為自身修養的結果。
孔子一生都在踐行“克己複禮”的修養。他曾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種自我反省，讓他不斷修正自己的言行，使其符合禮儀規範。在鄉黨間，他會反省自己是否對長輩足夠恭敬，是否對鄰裡足夠友善，是否在言行上有張揚之處；通過不斷的自我反省，他將“恭順”“謙和”的禮儀內化為自身的本能，最終形成了“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的言行姿態。
這種“內化於心”的修養，讓孔子的鄉黨之“訥”沒有絲毫做作之感，而是充滿了真誠。比如，當鄉鄰向他請教問題時，他不會因為對方學識淺薄而輕視，而是耐心傾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答；當鄉鄰對他的學說提出質疑時，他不會急於辯解，而是認真思考對方的觀點，若對方言之有理，便會虛心接受。這種真誠的“訥”，讓他在鄉黨間贏得了廣泛的尊重與信任。
在現代社會，“克己複禮”的修養依然重要。它不是要求我們壓抑個性，而是要我們在社群生活中，克製自己的傲慢與偏見，尊重他人、包容他人；將“謙和”“恭順”的美德內化為自身修養，用真誠的言行對待身邊的人。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像孔子那樣，真正融入社群，贏得他人的尊重與信任。
二、朝堂之“辯”：明晰嚴謹的言說智慧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這裡的“便便言”，是言辭流暢、條理清晰的樣子；“唯謹爾”，是指雖然言辭流暢，但始終保持嚴謹、謹慎的態度。宗廟是國家祭祀祖先的場所，朝廷是國家議事決策的地方，這兩個場合都與國家禮製、治國理政息息相關，需要清晰、準確的言說，才能確保禮儀的規範與決策的正確。孔子在朝堂上的“辯”，正是對這種場合需求的回應——以流暢的言辭闡明觀點，以嚴謹的態度堅守原則，承擔起治國理政的責任。
一）“辯”之必要：明晰事理，履職儘責
在宗廟朝廷上，“辯”是履職儘責的必要條件。宗廟祭祀關乎國家禮製的傳承，每一個環節、每一句祝詞都有嚴格的規範，若言說模糊不清，很容易違背禮儀；朝廷議事關乎國家的興衰存亡，每一項決策、每一個觀點都需要清晰的論證，若言說混亂無序，很容易導致決策失誤。孔子作為熟悉禮製、心懷天下的學者，在宗廟朝廷上必須“便便言”，才能明晰事理，履行自己的責任。
比如，在宗廟祭祀時，孔子會根據祭祀的對象、規模，清晰地闡明祭祀的禮儀流程、祝詞內容以及每個環節的象征意義。他會向參與祭祀的官員解釋“為何要祭祀”“如何祭祀”“祭祀的意義是什麼”，確保每個人都能理解並遵守禮儀規範，避免出現失禮的行為。在朝廷議事時，孔子會針對國家麵臨的問題，如賦稅改革、軍事防禦、外交政策等，清晰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並結合曆史經驗與現實情況進行論證。他的言說條理清晰、論據充分，讓官員們能夠準確理解他的主張，為國家決策提供參考。
《論語?先進》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季康子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隨後，他又詳細闡述了“為政以德”的觀點，認為統治者隻要自身品行端正，以身作則，百姓自然會效仿，國家就能治理好。他的言說條理清晰，既點明了治國的核心，又給出了具體的實踐方法，讓季康子深受啟發。這個故事，正是孔子朝堂之“辯”的生動體現——以清晰的言辭闡明治國之道，履行自己作為學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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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朝堂之“辯”，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學識，也不是為了贏得他人的認可，而是為了明晰事理，幫助國家做出正確的決策，守護百姓的福祉。這種以“履職儘責”為目的的“辯”，讓他的言說充滿了責任感與使命感。
二）“辯”之準則：嚴謹審慎，堅守原則
孔子的朝堂之“辯”，雖然言辭流暢，但始終以“嚴謹審慎”為準則，堅守自己的原則。在宗廟朝廷上，言說不僅關乎個人形象，更關乎國家禮製與百姓利益，因此必須嚴謹對待，不能有絲毫馬虎；同時，言說也必須堅守“禮”“義”的原則，不能為了迎合他人而違背自己的信念。
在宗廟祭祀時，孔子的“嚴謹”體現在對禮儀細節的嚴格把控上。他會仔細核對祭祀的器具、祭品是否符合規範，祝詞的用詞是否準確恰當，參與祭祀的人員的站位是否符合輩分。若發現有不符合禮儀的地方，他會及時指出並糾正，哪怕對方是地位尊貴的諸侯或大夫。他認為，宗廟祭祀是國家禮製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絲一毫的疏忽都可能違背祖先的意願，損害國家的福祉，因此必須嚴謹審慎。
在朝廷議事時，孔子的“嚴謹”體現在對觀點的充分論證與對原則的堅守上。他提出的每一個主張，都會基於曆史經驗與現實情況進行詳細論證，不主觀臆斷，不誇大其詞；同時，他也會堅守“禮”“義”的原則，若自己的主張與國家利益、百姓福祉相違背，他會及時調整；若他人的觀點違背了“禮”“義”，他會據理力爭，不妥協、不退讓。
比如，當魯國的大夫季氏想要祭祀泰山時，孔子堅決反對。因為根據周禮，隻有周天子和諸侯才有資格祭祀泰山，季氏作為大夫，祭祀泰山是“僭越禮製”的行為。孔子找到季氏的家臣冉有，清晰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祭祀泰山是諸侯的禮儀，季氏作為大夫，沒有資格祭祀泰山。若他執意為之，便是違背禮製，會遭到上天的懲罰。”雖然冉有未能阻止季氏，但孔子依然堅守自己的原則，用嚴謹的言說闡明了“禮”的重要性。
孔子的朝堂之“辯”，告訴我們：在關乎責任與原則的場合，言說不僅要清晰流暢，更要嚴謹審慎、堅守原則；隻有這樣，才能確保自己的言行符合道義，才能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責任。
三）“辯”之智慧：因人而異，因事而變
孔子的朝堂之“辯”，還蘊含著“因人而異，因事而變”的智慧。在宗廟朝廷上，麵對不同身份的人如君主、諸侯、大夫）、不同性質的事如祭祀禮儀、軍事決策、民生問題），孔子會調整自己的言說方式與內容，以確保對方能夠理解並接受自己的觀點。
麵對君主時，孔子的言說會更加委婉、恭敬，既清晰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又不冒犯君主的權威。比如，魯哀公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孔子回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他沒有直接指責當時的政治弊端，而是通過引用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國經驗，委婉地向魯哀公提出“為政在人”的觀點，讓魯哀公能夠虛心接受。
麵對諸侯或大夫時，孔子的言說會更加直接、具體，結合實際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比如，衛國大夫孔圉問孔子如何處理政事，孔子回答：“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他直接指出了處理政事的三個關鍵：明確官員的職責、赦免小的過錯、選拔賢能的人才，讓孔圉能夠直接應用到實際政事中。
麵對不同性質的事情時，孔子的言說重點也會有所不同。在討論祭祀禮儀時，他會重點強調禮儀的規範與象征意義；在討論軍事決策時，他會重點強調“仁政”的重要性，反對窮兵黷武；在討論民生問題時，他會重點強調“富民”“教民”，提出具體的賦稅、教育政策。
這種“因人而異，因事而變”的言說智慧，讓孔子的朝堂之“辯”既清晰有力，又富有彈性，能夠適應不同的場合需求，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責任。在現代社會，這種智慧依然具有重要價值。比如，在工作中，麵對不同的溝通對象如領導、同事、客戶）、不同的工作任務如彙報工作、討論方案、解決問題），我們也需要調整自己的言說方式與內容，才能更好地達成溝通目標，完成工作任務。
三、內外之衡：孔子言行背後的處世哲學
孔子在鄉黨間的“訥”與在朝堂上的“辯”，看似矛盾，實則是他“內外之衡”處世哲學的一體兩麵。“內”是私人化的社群生活，核心是“和”，需要以謙遜恭順的“訥”維護和諧；“外”是公共性的政治場合，核心是“責”，需要以清晰嚴謹的“辯”履行責任。這種“因場合而異”的言行選擇，不是對自我的割裂，而是對“禮”的深刻理解與對“道”的堅定踐行——在不同場合選擇合適的言行，既是對他人的尊重，也是對自己責任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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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禮”為準則：言行隨場合而變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