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成之後，若是朝野認可，那麼功勞是皇帝的。
可若是事情辦不成，或者朝野不認可，那麼責任是臣子的。
但是到了崇禎十五年的時候，朝堂上的大臣們一個比一個油滑，都已經知道皇帝的這個辦事思路了，所以沒人主動站出來挑這個擔子。
畢竟，自從四月以來，關外戰場上捷報頻傳，而每一次崇禎皇帝都大加宣揚，搞得朝野之間人儘皆知。
這個時候，滿朝文武大臣不論哪個，要是主動上書提出應當見好就收與清虜議和，恐怕立刻就要麵臨禦史言官等清流大臣們的唾棄與彈劾了，更不用說主動挑起議和的擔子了。
至於關內剿賊戰場上的形勢，朝堂上的禦史言官清流大臣們才不管那麼多呢，而且他們也不信那些泥腿子流寇們能成什麼大事。
所以，彆說是內閣或者禮部這種清流大臣紮堆的地方了，就連兵部、戶部這種了解朝廷嚴峻形勢的部門，也不是所有官員都同意與清虜議和的。
所以，到最後，崇禎皇帝也隻能先暗地裡找一個了解形勢並且相對聽話的大臣來操辦這個事情了。
這個人就是陳新甲。
但是，對於與清虜議和這件事情，不願意落人口舌的崇禎皇帝又不肯明發旨意，隻給了陳新甲一個“口諭”。
陳新甲也不是傻子，在派了沈迅前往蓋州征求過楊振的意見後，幾經鬥智鬥勇之後，才從崇禎皇帝那裡要到了授權他與清虜使者接觸談判議和的文字憑證。
隨後，陳新甲委派自己在京候任的兄長陳新第，帶著崇禎皇帝的上諭趕到了錦州，與願意配合陳新甲挑起議和擔子的新任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一起開始了議和談判。
然而，由於陳新第手裡沒有朝廷明發的旨意和詔書，他所帶來的上諭，也是崇禎皇帝直接下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
這道上諭，沒有內閣的副署、未經過六科的認證，莫說其真假難辨了，就算它是真的，充其量也隻是一道“中旨”。
當然了，洪承疇知道它是如假包換的皇帝口諭。
可是當他得知崇禎皇帝的態度之後，他也意識到了僅憑一條口諭處理此事的“危險性”，也不願意在形勢大好的時候賭上自己的前途命運。
而且這條口諭，還不是直接給他洪承疇的。
所以，思前想後，他也不肯出麵，隻派了洪承撰居中奔走聯絡。
至於錦義伯祖大壽，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他倒是有心出麵主持，可是不論是崇禎皇帝，還是陳新甲，都沒給他這個“體麵”。
但是陳新甲也知道，真要議和的話，也離不開祖大壽的配合，所以也寫了信，叫他派一個居間聯絡之人。
這人，就是祖思，或者說，就是祖澤潤了。
而光是這些人事上的內耗與安排，就耗費掉了大量的時間。
與此相應的是，已經在遼西軍中擔任監軍小半年了的馬紹愉，也同樣知道這件事情的棘手程度，事事請示彙報，唯恐行差踏錯，被人挑出毛病。
這樣一來，議和進程之緩慢，可想而知。
直到進入十月以後，河決開封的消息傳來，關內形勢嚴峻進一步惡化，朝廷壓力驟增，層層施壓之下，議和談判的進程才開始加速。
好在到了十月以後，清虜那邊也已經被磨得沒了底氣，也願意做出一些讓步了。
於是和書條款終於有了雛形，幾經增刪改動之後，終於有了馬紹愉所說的“最後”版本。
卻說，馬紹愉說完話後，目視陳新第，見陳新第點頭，他又回頭去看身後站著的洪承撰和祖思二人。
這兩人雖無朝廷官身，但是卻分彆代表著薊遼督師洪承疇和錦義伯祖大壽。
甚至他也隱約猜到，這兩人的意見恐怕也代表了金海鎮那位真正的大佬楊振。
他很清楚，如果他談下來的和書條款，忽略了金海鎮的利益，那麼整個和書條款都可能是一紙空文。
甚至他本人都有可能麵臨掉腦袋的危險。
好在最後形成的這份和書上麵的每一條，都不是他拍板定下來的。
而且每一稿的每一條，都是經過薊遼督師洪承疇和錦義伯祖大壽的反複商議，才最後落筆形成的。
他知道沈迅與金海鎮那位大佬相熟，所以已經事先寫了信，叫人送去了山海關，拜托沈迅居中做些解釋工作，免得議和條款不如楊振之意，引起楊振的不滿。
實際上他倒是希望此時此刻，己方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然後順便把責任攬過去，但可惜的是沒人出頭。
包括洪承撰和祖思二人，看見他投過來的目光，也跟沒有看見一樣。
馬紹愉見狀，想了想，最後還是從懷中取出來一摞紙來，伸手遞給了一直等候著的清虜議和正使希福。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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