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可了江弦的觀點以後，張潔又提出：“戴鳳蓮這個女性寫的很好。”

《紅高粱》這篇，主題是抗日，但戴鳳蓮駭人聽聞的經歷卻最出圈

——跟她的殺夫仇人在高粱地裡野合！

簡單這麼一提，可能很多人都會批判這個戴鳳蓮不守婦道。

可真正看完其中的內容，才會明白她是一個怎樣傳奇的女人。

戴鳳蓮從小盼望著一個識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熱的男人，渴望躺在一個偉岸的男人懷抱裡緩解焦慮，消除孤寂。

但命運沒有給她那樣的機會，父母為了換取一頭騾子，將她許配給麻風病人單扁郎。

她沒有自怨自棄，她向命運發起了反抗。

雖說是一個鄉間婦人，但戴鳳蓮的身上具有溫熱、豐腴、潑辣、果敢等等的女性美。

她敢愛敢恨，執著的追求自己的愛情。

所以她毅然地與名義上的殺夫仇人而實為救命恩人的餘佔鰲結合。

在戴鳳蓮身上寫出了一種女性形象向男性的轉變。

她有男性的理性，男性的強悍，以及男性的叛逆。

她不像後世的田園女權一樣，要求這個、要求那個。

他就像一名雄強的男人，面對命運的不公，面對封建禮教，她要靠自己來為自己爭取。

後來為了支援抗日，戴鳳蓮讓唯一的兒子去戰場，最後的結局是她自己也玉顏埋沒高粱地。

在那樣一個封建保守、女性意識受到壓制的年代，戴鳳蓮怎麼算不上一個了不起的奇女子？

這是一位真正的女中豪傑，女性中的男性。

所以在裡給她寫了定場詩：

“女中魁首戴鳳蓮，花容月貌巧機關，調來鐵耙擺連環，擋住鬼子不能前。”

當然了，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

戴鳳蓮同樣有一些人性的漏洞，她所暴露的一些問題，同樣是要批判的。

畢竟文學作品的很多角色都是很複雜的，是值得探討的，不是一句話就能概括完全的，正所謂，一千個讀者心目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不出江弦預料，很快就有嘉賓認為不應該寫戴鳳蓮的野合，這樣寫還是太大膽。

“這三觀不正！”

江弦就好像那個舌戰群儒的諸葛亮，馬上搬出解釋的說辭：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16歲被家裡安排嫁給大自己20歲的高官為妻，過上了乏味的無性婚姻，於是出軌。

《包法利夫人》故事核心也近乎相似，都是寂寞少婦出軌走向毀滅。

這些都是享譽世界的名著，他們能這樣寫，我為什麼不能這樣子寫呢？

我個人有個重要的觀點，不一定對。

文學作品內容可以三觀不正，甚至作家的性格、私生活也可以不正，但一個作家他創作的態度一定要三觀正。

就像托爾斯泰創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他在嘲諷安娜嗎？

陀翁寫《罪與罰》的時候，他在獵奇殺人犯心理嗎？

閱讀這些作品，我是能真切地感受到作家背後的態度，那是一種巨大的真誠與悲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