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道遊再一次的出乎了馮喆的預料，上一次他忽然的提出了幹部的工作調整，這一次忽然的又提出棉紡廠的企業改革。

雖然早上蔣道遊算是給馮喆打了招呼，可棉紡廠的事情並沒有完全的解決到頭，怎麼改革？改革要怎麼下手？

涉及幾千人的重大課題，難道不事先在小範圍之內先討論一下嗎？

大家都在沉思，楊躍民說：“棉紡廠的問題是個歷史問題，很複雜，不過，簡單地說就是企業停産、職工停薪、人員下崗以及資不抵債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縣裡一直在想法子找對策，但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優勝劣汰。”

“大家都知道，縣裡不止一次的給棉紡廠予以各方面的支援，投入了相當大的人力及資金，不過收效甚微。現在，事實擺在面前，棉紡廠迴天乏力，這樣的情況就無可避免。”

“那怎麼辦？面對現實，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改革。不改革就是等死，改革了還可以有活路，職工還有希望。”

“我認為，要想解決問題，棉紡廠如今唯一的出路，要改革的方式，就是破産。”

破産？企業破産宣告的法律後果之一是，破産企業自從破産宣告之日起，即喪失對自己財産的管理權和處分權，其全部財産由清算組接管，這似乎是一個摔包袱的好方式。

棉紡廠能破産，所有的企業都允許破産，但破産之後，這些工人該怎麼辦？

馮喆在思考蔣道遊和楊躍民到底想幹什麼，讓棉紡廠的工人全部失業放在社會上給政府——不，給自己製造壓力？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有些人真是瘋了！

馮喆記得很清楚，在自己來兆豐後第一次接觸棉紡廠的職工代表的時候，有個工人說過之前廠裡是要改革改制的，但報告遞交上去，被上面駁斥回來了，那麼那個上面究竟指的是誰？

以前不讓改革，如今，在昨晚之後又提出了讓大家商量如何改革，這不是唐突，也不是冒失，更是像有些兒戲的不得以而為之。

就算是時過境遷，但轉折也太快，太沒有緩沖和過渡了。

假設以前有人不讓棉紡廠破産是因為這些人還能從這個垂死掙紮的廠裡撈取好處，那麼現在，廠領導班子集體陷落了，撈取好處的途徑就被斬斷了，因此，這時候讓棉紡廠破産，就不失是一個一勞永逸解決後顧之憂的好辦法。

如果有些人已經在棉紡廠得不到好處的話，工人的死活和他們又有何幹？

馬光初語氣沉重的說：“各位常委，棉紡廠搞成這樣，說實話，我心裡不好受。”

“作為咱們兆豐最大的國有企業，棉紡廠不僅歷史長，影響力大，更是在曾經的歲月裡為我們縣貢獻的最多！”

“如今市場經濟了，企業的産品沒市場，工人發不下工資，這當然有客觀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人為的因素在起破壞作用。”

“各位常委，天作孽猶可恕，人作孽，不可活！這個袁國鋒——對不起，我甚至不想提這個人的名字，他怎麼就能腐化墮落到這種駭人聽聞的地步？和一百五十多個女人發生關系，他是什麼？永動機？他就在我們的眼皮子底下幹出這麼多荒唐可惡又讓人深惡痛絕的醜事，我們卻一直沒有一點的覺察？”

“前幾天，郭世傑局長說封平那邊抓住了袁國鋒在幹非法的勾當，我心裡是持懷疑態度的，因為這個袁國鋒還對抓他的公安提出了訴訟嘛。”

“按照正常的邏輯想，哪個人要是沒有受到大委屈，怎麼會和公安打官司？但是現在我改變了看法。就從這一點能看出，棉紡廠現在的情況，此人是要背負絕大部分責任的！”

“棉紡廠說倒閉就倒閉，說破産就破産，說著容易，可做起來真難。我絕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誇誇其談，我們該怎麼和一千多名棉紡廠的職工交待？那麼多的國有企業幹部職工說沒工作就下崗了，這一下就從工人階級成為了無業遊民？”

馬光初嘆了一口氣：“同志們，我不甘心啊。我真的不願意看到目前的這種情況。”

“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楊躍民接著說：“這個袁國鋒是我分管企業的時候力薦上來的，這人當時是很有能力的。社會在發展，人都是會變的，但是沒想到他竟然變的這麼決絕。我有責任。”

“各位常委，說到破産，沒人願意聽到這個詞，也沒人願意幹關門歇業的事，可我們更要冷靜的面對客觀現實。”

“就棉紡廠而言，現實是什麼？目前，棉紡廠債務有兩千三百多萬，實際資産經過評估只有一千一百多萬，這是嚴重的資不抵債，就算放開了所負的債務先不管，棉紡廠這會在職的工人有一千多人，按照每人每年三千塊錢的生活費算，一年就得三百多萬，要是不當斷則斷端的話，就算是將棉紡廠砸鍋賣鐵之後，頂多能支撐兩到三年，那麼兩三年之後怎麼辦？到那時候要是破産，還有什麼可破的？到時候真就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了。”

“還有，即便拖過去兩三年，那三年之後，這些棉紡廠的職工還得讓我們想法子找出路，到時候連一點的憑借都沒有了。同志們，長痛不如短痛。”

企業改革的方式有很多，未必就一定要走破産這條路，只是馮喆還沒發言，兆豐公安局派往封平市負責押解袁國鋒的人報告說，袁國鋒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