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汴梁自古為四戰之地，周圍又沒有山嶺險阻，建都於此，遇強兵入侵時如何防守就成為嚴重的問題，張儀說：“魏之地勢，固戰場也。”

汴梁的地理環境四通八達，水陸交通方便，在宋代作為經濟中心一點問題都沒有，但作為政治軍事中心條件尚不完全具備。

另外，汴梁太靠近黃河，在軍事上也是個致命的弊端。

戰國時秦國曾四次攻打魏國的都城大梁，公元前225年，秦軍決黃河水灌大梁，結果城壞魏亡。

相對而言，洛陽的地理位置比汴梁險要得多。

洛陽不僅位居“天下之中”，而且四周群山環繞，揹負邙山，面臨洛水。東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對伊闕。“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

秦以後宋以前有東漢、曹魏、西晉等王朝建都於此，號稱“九朝古都”。

正因為如此，趙匡胤才有了遷都洛陽的念頭，其出發點乃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

他認為建都於洛陽，既有利於防守，還可以省去大量冗兵，減輕國家的負擔。

後來范仲淹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

“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陽。”可惜他的意見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就德治和設險守國而言，德治固然應當放在首位，但設險守國絕不能忽視。

正如清代學者顧祖禹所說的：“雖恃德不恃險，而設險重閉之義，亦未可略而不講也……汴四戰之地，受敵最深，梁末帝之禍甚於王假，靖康之辱幾於石晉，況滔天之浸指黃河）近在咫尺之間，言建都者，其亦有鑑於往事哉！”

北宋名將韓琦曾建議加固京師外城，以此加強京師的防守，他說。

“北戎勢重，京師坦而無備，若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疾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

諫官餘靖表示反對，他說：“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而為嬰城自守之計。”皇帝同意餘靖的意見，韓琦加固京城的建議被否決。

既然開封無險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補足。北宋汴梁一帶經常駐軍數十萬，城裡城外連營設衛，以代替山河之險。

大量冗兵雲集京師，大大增加了汴梁對運河的依賴性。時間一久，就造成政府財政開支負擔沉重，百姓困於徭役。

前面說過，趙匡胤登基後多次下詔開挖運河，為此不得不徵用大量民力。

趙匡胤瞭解民間疾苦，愛護百姓，不會輕易動用民力。

建隆二年，他命令給事中劉載帶領民眾挖五丈渠，他對侍臣說。

“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

他知道京師依賴運河供給並非長久之計，所以才有遷都的打算。由於遷都計劃受阻，運河的開挖和維護便成為北宋自始至終的國家大事，正如張方平所說的。

“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

河道不夠要繼續開挖，河道淤塞要不斷清淤，無休無止的開挖清淤動用無數民力，使百姓疲於奔命。

汴梁是運河的供給中心，政府的糧食和物資的主要來源地是長江下游。

宋初，長江下游人口稠密，經濟發達。自成為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主要來源地後，其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天下大部分財富集中在汴梁，其他地方卻越來越窮困，這正是趙匡胤所擔心的。他說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也真的言中，過了不到百年，民力幾乎耗盡，富庶的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發展停滯，北宋政府經常入不敷出，龐大的軍費開支佔據了朝廷總支出的60~70左右，使朝廷和人民都喘不過氣來，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成為不可挽回的趨勢。

到了1126年，金國見北宋已弱不禁風，興兵大舉南下，包圍汴梁。

1127年，金兵佔領汴梁，北宋滅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汴梁城從此風光不再，汴河航道也逐漸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喪失，汴梁在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宣告結束。

但不可否認，此時的汴梁，正處於它最繁榮昌盛的時期，而看著眼前這繁榮昌盛的景象，李小魚則在想，自己要不要做點什麼，來改變這座繁華城市未來的命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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