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產羊顯然不多，“吳中羊價絕高，肉一斤為錢九百”。有人寫打油詩說“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把魚蝦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不過隨著南北經濟交往的日益密切，京城汴梁的肉食結構也逐漸發生變化。

像是歐陽修詩說，在宋統一中原以前，“於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為異味，貴河蟹無等差”。

自“天下為一家”後，“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連軸，陸輸動盈車。溪潛細毛，海怪雄牙。豈惟貴公侯，閭巷飽蝦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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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蘇軾詩中仍有“十年京國厭肥”之句，說明在社會上層中，肉食仍以羊肉為主。

僅次於羊肉者，當然是豬肉了。

就像早前說過，汴梁城外“民間所宰豬”，往往從南薰門入城，“每日至晚，每群萬數，止數十人驅逐”。

當地“殺豬羊作坊，每人擔豬羊及車子上市，動即百數”。

臨安“城內外，肉鋪不知其幾”，“懸掛成邊豬”，“各鋪日賣數十邊”。

另有“修義坊，名曰肉市，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數百口”，以供應飲食店和攤販。可見這兩大城市的豬肉消費量之大。

當然，在宋代農業社會中，牛依然是及其重要的生產力。

官府屢次下令，禁止宰殺耕牛。

宋真宗時，西北“渭州、鎮戎軍向來收穫蕃牛，以備犒設”，皇帝特詔“自今並轉送內地，以給農耕，宴犒則用羊豕”。

官府的禁令，又使牛肉成為肉中之珍。

如“浙民以牛肉為上味，不逞之輩競於屠殺”。

“秀州青龍鎮盛肇，凡百筵會，必殺牛取肉，巧為庖饌，恣啖為樂”。

雞、鴨、鵝等家禽，還有兔肉、野味之類，也在宋代的肉食中佔有一定比例。

在當時的經濟技術條件下，江河湖海中的水產品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汴梁城市場中出售盤免、野鴨肉、鶉、鳩、鴿、螃蟹、蛤蜊之類。

飲食店出售的菜餚有新法鵪子羹、蝦蕈羹、鵝鴨籤、雞籤、炒兔、蔥潑兔、煎鵪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蝦、酒蟹等。

開封的新鄭門、西水門和萬勝門，每天“生魚有數千擔入門。

冬月即黃河諸遠處客魚來，謂之車魚，每斤不上一百文”。

據說，淮南“蝦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

蘇軾描寫海南島的飲食詩說，“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薦以燻鼠燒蝙蝠”。

鼠和蝙蝠肉也成為當地的重要肉食。

其詩又稱“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魚蝦”。

南方的水產無疑比北方更加豐富和便宜。《寶慶四明志》卷，《魚類》和《淳熙三山志》卷，，《水族》分別記錄了明州(治今浙江寧波)和福州的好幾十種魚類和水產。

地區性的肉食，如“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即“大蛙”，而“廣南食蛇，市中鬻蛇羹”。

可見，廣東人吃蛇肉的習俗是古已有之，不過對於作者菌來說，真的是想想就不寒而慄。

宋代對肉類和水產的各種醃、臘、糟等加工也有相當發展。

梅堯臣的《糟淮》詩說“空潭多魚，網登肥且美，糟漬奉庖廚。”臨安有不少“下飯魚肉鯗臘等鋪”，如石榴園倪家鋪。市上出售的有胡羊、兔、糟豬頭、臘肉、鵝、玉板、黃雀、銀魚、鯗魚等。

大將張俊賦閒後，宋高宗親至張府，張俊進奉的御筵中專有“脯臘一行”，包括蝦臘、肉臘、奶房、酒醋肉等十一品。

在廣南一帶，“以魚為，有十年不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