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指定王寵惠、蔡元培、戴傳賢三人參與審查胡漢民、林森、孫科等人提出的民法立法原則案，最終確定了民法總則的立法原則，並於1928年12月29日送至立法院，該立法原則包括“民法為規定者習慣，無習慣或雖有習慣而法官認為不良者，依法理”等，為制定民法提供了指導。1929年1月29日，立法院指派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寬、鄭毓秀、林彬五人為民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聘請王寵惠、戴傳賢及法國人寶道為顧問，開始制定中華民國民法。
王寵惠所主管的司法院從1929年起設立法官訓練所，為各地司法機構培養法官人才。每屆開學和結業時王寵惠都會專門到場發表演說。在這些演說中，雖然王寵惠同樣要求法官明瞭黨義，但他告誡法官們，“法官辦理民刑事案件，一以法律為準”。
王寵惠任司法院長後，力主收回治外法權。此後三年，王寵惠努力簽訂新，並呼籲中國政府應當努力以赴，三年後爭取收回租界、徹底地廢除領事裁判權，最終恢復中國司法權的完整。
1930年，國民黨中央提出實施訓政，訓政時期的任務是由政府派出人員到各地對人民進行國民權利義務的訓練，並施行自治，當國民素質成熟，就可以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王寵惠與于右任、蔡元培、邵元衝、孔祥熙、邵力子等十一人被任命為訓政時期約法起草委員，約法即為國民黨和全國人民約定之法，是宣示從黨治到法治過度的公約。起草委員會商定約法大綱分五章，即總綱、人民權利及義務、政府組織、訓政綱領、附則，在政府組織方面仍採五院制。約法草案的全部條文由王寵惠著手起草。
該約法於1931年公佈。這部約法使國民黨一黨專政政治體制得以合法化，是當時重要的憲法性檔案。從另一角度看，該約法確定了國家政治的憲政目標，明確了訓政最終必須走向憲政，並對訓政時期人民的民主政治權利進行了規定，為此後人民爭取民主憲政提供了法理支援。
胡漢民是國民黨的元老，長期追隨孫中山，是國民黨的理論家，他認為總理遺教中並無召開國民大會制定約法的內容，公開反對制定約法，從而使其與蔣介石長期以來的矛盾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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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胡漢民和汪精衛的合縱連橫中，蔣介石最終佔據主動，掌握了實權，並將胡軟禁。1934年6月，王寵惠請假回國述職，其目的主要是參與調和各方矛盾。他回國後先赴香港看望胡漢民，然後與陳濟棠、白崇禧、李宗仁等西南桂系等人士會面，並來回穿梭於蔣介石與汪精衛、孫科等人之間，由於王寵惠與眾人關係皆善，發揮了為各方相互傳話的作用，為蔣介石協調各方矛盾起到了很大作用。
王寵惠回國期間正值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進入立法院討論。王寵惠認為，原草案對國民大會行使人民權利的設計矯枉過正，導致五院淪為事務部門，不利於施政。他提出孫中山的憲政理念是由國民大會行使政權，治權則應完全交由政府行使，以便權力集中，易於推行。他的意見得到蔣介石和汪精衛等高層的肯定，傅秉常等人根據王寵惠的意見對憲法草案進行了修改再提交立法院討論。王寵惠對民國法律制訂的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
1936年，胡漢民突發腦溢血在廣州去世，王寵惠代表國民政府南下廣州主持了胡的國葬，他對未能及時勸說胡蔣聯合深感遺憾。胡漢民去世後，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愈加鞏固。在大抵穩定的黨內格局中，王寵惠逐漸成為蔣介石最為倚重的學者型官僚之一。
1936年5月5日，《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公佈，法院一章中吸取了王寵惠的意見，取消了關於平政院的規定，規定行政訴訟及民刑訴訟都歸普通法院管轄;在人身自由權部分，也大體採納了王寵惠等關於“出廷狀”(即人身保護令)的立法建議。五五憲草還依照王寵惠的建議，取消了關於國民大會委員會的規定，避免了國民大會與行政機關職能的重疊，確保孫中山主張政權與治權分離的原則。
總的來說，王寵惠是民國政府第一任內閣的司法總長，並在北京政府時期先後擔任五任內閣的司法總長，國民政府成立後又是第一任司法院長，並先後兩次出任，共計七次先後出任司法機關負責人。民國各時期“法規、規章、楷模正規化，皆須草創牽建，擘劃定製，凡此，悉為王氏啟其端緒，奠其丕基”。
抗戰外交
1934年廣田弘毅繼任日本外相後，聲稱採取善鄰外交，改善對華關係。王寵惠對日本的對華政策做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日本從入侵朝鮮開始就已經逐漸確立起了對華侵略的政策，雖然中間有過迴旋，但大致是朝著強硬和戰爭的方向發展。
1931年以後，日本對華政策“由積極而壓迫，由壓迫而露骨的侵略”，他斷言，“九一八一名詞，永永深鏽中國全民眾腦海，世世子孫，無或少忘此種歷史未嘗見之恥辱”，“自有世界以來，更無黷武無厭永不傾滅之侵略國家，將來兩民族間由此汙痕，以至仇殺相尋、百世不解者，是皆日本軍閥推行大陸政策造成九一八事變有以致之。”
1935年2月19日，王寵惠抵達日本神戶。雖然王寵惠一再聲稱是以個人名義順道出訪，但由於他實質上是蔣和汪的代表，加之王寵惠個人在國際上的名望，他訪問期間受到了日方高規格的接待。王寵惠先後會見了日本政府及各黨派的重要人士，利用一切機會呼籲日本“以德報德”，珍視兩國和平和友誼。在與廣田的兩次會晤中，王寵惠表達了中國政府的和平立場，並提出了改善中日關係的三項原則。在這次訪日程序中，日本同意將兩國外交關係升級到大使級。王寵惠在離日前的演講中，對訪日成果表示滿意。
1937年3月3日，原外交部長張群辭職，王寵惠再次受命擔任外交部長。王寵惠一直任職到1941年4月10日，是抗戰最為艱苦的四年，也成為1949年以前民國政府任職時間最長的外交部長。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次日王寵惠即向日本大使館提出口頭抗議。10日，王正式向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書面抗議，強烈譴責日軍暴行。隨後就華北事務與日方交涉，但日方執意擴大戰事，中日進入全面戰爭。
為了推動各國民意，王寵惠於1937年10月16日在電臺向美國人民發表“暴日蠻行危及世界和平，請發動全力贊助我抗戰”的廣播演講。1939年2月18日，王寵惠利用舊金山世博會開幕致辭，再次對美廣播，希望美國人民放棄猶疑意念，採取更為積極之態度，對於以武力破壞東方國際正義與秩序者，予以打擊，“蓋如欲人類之成就與進步，若今日所反映於博覽會中者，不致絕滅。”
除了直接對民眾廣播宣傳外，王寵惠利用國聯、九國公約會議等各種國際會議場合揭示日軍暴行，孤立日本，爭取國際同情。
王寵惠把抗戰以來的外交政策歸納為“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並將此政策與抗戰的兩種意義對應，即“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存獨立，維護世界和平與國際正義”，在此政策下，抗戰的外交就是要“多求友、少樹敵”，“聯合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援助我國，抵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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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堅持對外宣傳抗戰立場，爭取國際同情之外，王寵惠在整個抗戰階段堅持抗戰必勝立場，並不斷鼓勵民眾士氣。在擔任外交部長的1939年到1941年，王寵惠在每年的元旦和雙十節都發表文章和演講，向國民進行信心喊話。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抗戰形勢逐漸明朗。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組成部分，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都逐漸向著有利於中國一方的態勢發展。1941年4月，王寵惠改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成為國家最高幕僚長，同時仍負責國民政府的對外事務。
為了調和英印關係，確保中國西南外援通暢，蔣介石於1942年2月4日率領王寵惠、宋美齡及英使卡爾等十多人出訪印度。王寵惠陪同蔣介石的此次訪印是中國元首第一次出國訪問，在抗戰艱難時期，保障了印緬越與中國西南物資通道的暢通，也透過公開支援印度獨立運動的議題牽制了英國外交，在外交上樹立起了中國的大國形象，是抗戰期間富有成果的一次出訪。
1943年11月21日，王寵惠陪同蔣介石抵達開羅，出席開羅會議。在中國團員之中，王寵惠名列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之後，操持中方代表團的日常事務，負責政治方面的議題會商，並擔任與美英聯絡之責，與美國代表霍布金斯商討起草開羅會議的公報草案。在整個會議的過程中，他利用自己出色的國際法與英文能力以及豐富的外交經驗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落日餘暉
1945年4月25日，舊金山會議召開，中國派出宋子文、顧維鈞、王寵惠、胡適等近百人參加。聯合國憲章中文文字由王寵惠加以最後修正與潤色後定稿。
1945年6月26日，王寵惠等人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以中文簽字，中國成為聯合國締約國、常任理事國。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一躍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1946年4月，參照政治協商會議意見修訂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經王寵惠、吳經熊、孫科、張君勱、陳啟天等分次稽核、修正，立法院透過。王寵惠對憲法透過後施行憲政寄予了極大的希望。他呼籲各方遵守憲法，落實憲政，“憲法的順利執行，不盡在其條文之完善，而更有賴於政府與人民遵行憲法的民主精神”。為了普及憲法和法律知識，他將自己近兩千冊法律圖書捐贈給了上海法學院圖書館，又將收藏的德文法律圖書捐給了同濟大學。
1947年，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開始了第一屆院士的遴選，王寵惠擔任法學院士。
1948年，海牙國際法學院評出比較法學專家，全世界共50人當選，中國僅有兩人王寵惠和楊兆龍。
1949年，在蔣介石的多次催促下，王寵惠最終選擇去了臺灣。王寵惠在臺一直擔任司法機構的最高首長。他所領導下的“留法學派”一直置身於國民黨諸派系之外。在國民黨內，王寵惠所代表的這一批人“以專打硬戰而得名”，而且“彼與'元首'直接發生關係，被'元首'鑑定為政治安定後最合理想之'行政院長'”。輿論稱“王寵惠之外徵，沖和平淡，若與世無爭，其內心實充實精煉，敏於觀物而巧於自處，從不投身政爭之漩渦”。也正是如此，王寵惠在臺灣被譽為“黨國”元老，一直受到政壇各界的推崇。1956年，王寵惠受命翻譯“中華民國憲法”。因原英文翻譯版本較多，王寵惠只能重譯，此時他已經常年抱病，帶病堅持完成後，王氏譯本遂成為官方統一版本。1957年，王寵惠所著文選《困學齋文叢》經謝瀛洲編輯在臺出版，此年中王寵惠多次住院。
1958年3月15日，王寵惠因肺癌病逝，享年7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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