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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子趙一 五十一

光緒十六年(1890年),駐美公使張蔭桓自美國歸國。載湉急切召見,詢問國外情況。後來載湉又索取駐日公使參贊黃遵憲的《日本國誌》,日本明治維新在載湉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載湉還讀了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萌發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狀況。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農民戰爭爆發,日本藉口保護僑民,增兵光緒帝朝服像朝鮮,蓄意挑起中日戰爭。光緒帝及帝黨成員則從中華民族的利益出發,認識到日本進行戰爭挑釁的嚴重性,痛感“我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積極籌備抗戰事宜,表示出主戰的願望。光緒帝多次下詔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備戰守事宜,並命南洋各督撫大臣預為籌備,反對李鴻章懇求列強出面調停的做法。光緒帝於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禮部尚書李鴻藻參與軍機處事宜,與諸軍機大臣會商中日朝鮮爭端。在會上,翁、李二人提出備戰禦敵的方策,得到認可。會後第二天,與會諸臣聯銜向光緒帝遞上《復陳會議朝鮮事宜折》,折中採納了翁、李的主戰見解。對此,光緒帝於六月十六日再次下詔令李鴻章抓緊軍事部署。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發動戰爭的準備,正當高升號輪船於六月二十三日在北洋海軍“濟遠“、“廣乙“艦護衛下運兵行至豐島海面時,蓄謀已久的日本海軍突然發動襲擊,擊沉“高升“號輪船,即高升號事件,悍然挑起豐島海戰,面對日本已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朝野上下要求主戰禦敵的呼聲日趨高漲,光緒帝也毅然決定對日宣戰。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清廷釋出對日宣戰的“上諭“。載湉認為“日本首先挑起事端,侵略挾制朝鮮,如果導致事情很難收場,那我們自然應該出兵討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諭示李鴻章不要貽誤軍機。他直接命令朝鮮牙山南路葉志超與進入朝鮮北部的清軍夾擊侵朝日軍。他多次下令加兵籌餉,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但是李鴻章沒有聽取載湉的諭旨。在後來的戰役中,中國初於牙山戰役失利,繼於平壤之戰中戰敗。鴨綠江江防之戰失利,日本乘勢發起遼東戰役,連陷九連、鳳凰諸城。大連、旅順相繼失守。復據威海衛、劉公島。在威海衛戰役中日軍奪中國兵艦,中國海軍覆喪殆盡。本年,中國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在日本抱著“宗社為重,邊徼為輕“的宗旨,與日方草簽了《馬關條約》。由於該約內容苛刻,光緒帝以割地太多為由,表示對該約“不允“,拒絕簽字用寶。此時,愛國官員的諫諍和舉人的上書活動風起雲湧,光緒帝懷著透過遷都而與日本週旋的想法到頤和園請求慈禧太后接受這唯一可行之策,結果遭到拒絕。四月初八日,軍機大臣孫毓汶拿著李鴻章從天津送來的和約稿本與奕欣等人共同逼迫光緒帝簽字,慈禧太后在這時也指令必須批准和約,光緒帝“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涕“,被迫在《馬關條約》上籤了字,第二天“和約用寶“。四月,康有為聯合在北京參加會試的1300名舉子,上書都察院要求拒和、遷都、變法,史稱“公車上書“。接著,康有為又撰寫了上清帝第三書,呈遞都察院。五月十一日,這份上書送到了光緒帝的手中。此時,正在為甲午喪師痛感不安、為簽約用寶深懷內疚的光緒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樣雪恥自強之方,康有為這份上書中所詳細陳述的“富國“、“養民“、“教民“、“練兵“等實施變法的具體內容,所申明的必須“及時變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以雪國恥,而保疆圉“的剴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鳴,對上書“覽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錄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軍機待日後發交各省督撫討論,1件存放乾清宮南窗小篋,1件存勤政殿以備隨時“覽觀“。六月,康有為與梁啟超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十月,俄、德、法三國干涉,迫使日本放棄對中國遼東半島的主權要求。此為“三國干涉還遼“。

求變圖強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沙俄誘訂《中俄密約》,光緒帝與梁啟超、康有為攫取中東鐵路權,將侵略勢力伸入東北三省。五月,載湉多次和慈禧太后一起親臨醇王府邸探視醇王福晉(即載湉生母)的病。醇王福晉葉赫那拉氏病逝後,載湉十一日沒有上朝。慈禧太后下懿旨說醇親王福晉病逝,應稱為皇帝親生之母親。六月,載湉親自去送醇親王福晉的靈柩出殯。光緒帝能夠對康有為等維新志士進一步加深瞭解並逐步確立變法的信心,與帝黨官員起到的紐帶作用是分不開的。他第一次展讀康有為的上書時,翁同龢在場向他介紹了康有為的才華。隨後“備以康之言達皇上,又日以萬國之故,西法之良“來輔導皇上,使光緒帝眼界大開。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鉅野教案發生,德國以此強佔膠州灣,引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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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為被請到總理衙門西花廳問話。參與問話的翁同龢把康有為在問話時所陳言的有關變法重要性、內容及步驟向光緒帝彙報後,光緒帝命令臣屬今後對康有為遞上的條陳,要即日進呈,不得阻攔或積壓。於是,康有為在問話後的第五天,向光緒帝上第六書,提出了下詔定國是的要求,強調中國變法“莫如取鑑日本之維新“,要義有三點“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二曰開制度局於宮中“,“三曰設待詔所“。光緒帝讀了這份上書後頗以為然,堅定了變法的決心。二月二十日,康有為第七次向光緒帝上書,要求光緒帝以俄國彼得大帝為榜樣,以君權厲行變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為等人組織了保國會,由御史李盛鐸領首。守舊大臣攻擊該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甚至要追究入會之人。光緒帝則指出“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有力打擊了頑固勢力的氣焰,支援了維新派。

四月,選派宗室王公出洋遊歷;載湉親選親王、貝勒,公以下閒散人員由宗人府保薦。召見康有為,命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頒佈“定國是詔“,開始百日維新。五月,載湉詔立京師大學堂;陸軍改練洋操;自下科始,鄉、會、歲科各試,改試策論;詔八旗兩翼諸營,均以其半改習洋槍。六月,詔改定科舉新章。七月,詔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祿、太僕、鴻臚諸寺,歸併其事於內閣,禮、兵、刑部兼理之。賞內閣侍讀楊銳、中書林旭、刑部主事劉光第、江蘇知府譚嗣同並加四品卿銜,參預新政。詔袁世凱來京。維新派於上海創辦《時務報》,以汪康年為總理,梁啟超為總主筆。

這些改革措施,雖然帶有一定的侷限性,但從北京紫禁城發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詔令,畢竟是光緒帝革舊圖新決心的體現,畢竟使維新派的變法願望得到部分實現,這就在文教上打擊了舊學,提倡了新學,經濟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的近代化,政治上給人們某些言論、出版、結社的權利,因而具有進步作用。新政詔令卻遭到封建守舊勢力的抵制和反對,許多頑固大臣引慈禧太后為奧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緒帝放在眼裡,甚至明目張膽地阻撓新政,致使光緒帝的變法詔書大多成了一紙空文。

戊戌政變

從新政詔令頒佈始,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守舊勢力就預謀著對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開缺回籍的諭令釋出當天,慈禧太后又脅迫光緒帝宣佈以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官員,須到頤和園向她謝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親信大臣榮祿署理直隸總督,以控制京津一帶的兵權。光緒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6人全部革職,並對王照予以獎賞。次日,他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賞給四品卿銜,參加新政。

慈禧太后這一行為觸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載湉又任命維新派重要人物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擔任四品銜章京,處理新政事宜。後來維新派又企圖聘請當時已經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擔任顧問,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實現。與此同時又有眾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頑固勢力聚集到慈禧身邊,請求她出面制止變法。七月二十二日,把阻撓新政的李鴻章逐出總理衙門。光緒帝的這些反擊措施,進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斷派人去天津與榮祿密謀策劃,京津一帶也盛傳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將廢掉光緒帝。

隨著天津閱兵日期的迫近,光緒帝驚慌不安,於七月二十八日交給楊銳一道密詔,稱“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光緒帝這種置自身命運於度外的精神使康有為等人大為感動,但他們在捧詔痛哭之後,卻是束手無策,最後只好把希望寄託於東交民巷的公使館和曾參加過強學會並握有新建陸軍的袁世凱身上。各國公使只是虛表“同情“,不願干預。康有為等人便策劃了兵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后的行動;一方面敦請光緒帝於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並破格重賞侍郎候補;一方面物色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為捕殺慈禧太后的人選;又一方面則是由譚嗣同在八月初三日夜訪袁世凱,鼓動袁世凱先誅榮祿,再兵圍頤和園。畢永年進京與康有為交談,認為袁世凱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逕赴日本。袁世凱表面上答應了譚嗣同,卻在八月初五日再次受到光緒帝召見後,於當日趕到天津向榮祿告了密。榮祿便連夜馳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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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聞訊,深夜從頤和園還宮。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佈重新訓政,下令緝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戊戌政變發生。康有為在政變發生的前一天逃離北京,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六君子“於八月十三日被殺於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舉行臨朝訓政禮後,囚光緒帝於中南海瀛臺涵元殿。轟動一時的“百日維新“被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守舊勢力所扼殺。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以取代載湉,史稱己亥建儲。由於得不到列強支援,企圖失敗。

瀛臺幽禁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時,清廷必須在和與光緒帝的囚禁地,中南海瀛臺戰問題上作出抉擇。自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連續在4天之內召集4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光緒帝參加了會議,他不贊成對外宣戰,認為頑固大臣所聲言的“義民可恃,其術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為兒戲?“載漪、載濂、剛毅等頑固大臣則不僅一再申明要靠義和團的“神術“去“報雪仇恥“,而且還指使人編造出一個“請太后歸政,廢除大阿哥“的所謂“外交團照會“,使慈禧太后大為惱怒,聲稱“外人無理至此,予誓必報之。“經慈禧太后與守舊排外大臣的反覆密商後,於五月二十五日頒佈了宣戰“上諭“。但就在宣戰後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強表示“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於挑釁“。又過了4天,又表示“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慈禧太后草率決定宣戰,載湉忍不住發話問許景澄“許卿出使外洋多年,又在總署當差,外國的情況卿最知曉,卿以為大清有無與外國一戰的實力?“許景澄激動的說“聖上垂問,臣就據實而言,依大清目前的實力,似難敵其中一國,更不用說數國聯軍了。臣以為和為上策,保護使館、征剿拳匪事上策。“慈禧一聽立馬怒了,宣佈處死主和的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議和再無希望。聯軍於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載湉於八月十五日在慈禧太后的帶領下逃往西安,《辛丑條約》簽訂後返回北京。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去大阿哥稱號。載湉的皇位保住了,但形同木偶,臣工奏對,不發一言。有時慈禧太后示意要他表態,也不過一兩句罷了。

載湉在最後十年(18981908年)的幽禁生活中,仍然堅持不懈地鑽研法律,留心閱讀世界各國的法律書籍。

最終結局

光緒帝返京後,不再被囚於瀛臺,而是常常臨朝,恢復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對他仍嚴加控制。此時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著自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開始下詔變法所實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變法時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復,然而光緒帝在頒發新政光緒帝葬禮實拍詔令時卻不得不服從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罵兩句“,說“康有為之變法,非變法也,乃亂法也“。他在對德齡公主的自白中表達了苦衷“我有意振興中國,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緒生病臥床。這時慈禧也生病了。光緒在日記中寫道“我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覺得老佛爺(指慈禧)一定會死在我之前。如果這樣,我要下令斬殺袁世凱和李蓮英。“不料這段日記被李蓮英獲悉,他立即報告了慈禧,說“皇上想死在老佛爺之後呢!“慈禧聽了,恨恨地說“我不能死在他之前!“。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冬,載湉病重,慈禧太后下令將溥儀養育在宮中。溥儀是醇賢親王奕譞之孫,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的乳母王焦氏抱著溥儀一起進宮。十一月十四日酉正二刻三分,載湉身故,終年38歲,慈禧太后命溥儀繼承皇統,過繼於同治帝載淳,同時兼承光緒帝之祧,一人祧兩房。廟號德宗,諡“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簡稱景皇帝。民國二年(1913年)葬入河北易縣清西陵中的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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