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聯邦當局的賬面上也不是很難看。

隨著大批企業回流，花旗聯邦當局的稅收並沒有出現暴跌，只是小幅減少，而且完全可控範圍內。

困難肯定有，不過遠遠無法掩蓋充滿希望的未來。

按照一些經濟學家的樂觀估計，花旗聯邦當局將在特魯尼卸任前，也就是西元二零二六年實現收支平衡。只要《減稅法案》的各項條款得到全面落實，花旗聯邦當局有望在今後十年之內償還所有債務。

為此，那些支援特魯尼的經濟學家將此比喻成“第二次新政”。

當然，這只是樂觀派的觀點。

對於另外一派經濟學家來說，《減稅法案》根本就不是“新政”，而且把花旗從西元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中拯救出來的並不是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戰爭產生的巨大損耗。

用這些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哪怕二戰沒有在歐洲爆發，花旗也會在十年之內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以此消耗掉國內過剩的工業產能，透過戰爭來創造市場需求，從而讓眾多在經濟危機中苦苦掙扎的企業獲得生存下去的訂單，讓大量產業工人保住飯碗，最終讓經濟回到正常軌道上來。

按照這些經濟學家的觀點，由《減稅法案》帶來的繁榮只是暫時的，甚至是假象。

很簡單，花旗的繁榮，其實是透過讓資本回流，為本國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增加本國勞動者的收入來擴大本國市場需求，從而實現經濟層面上的繁榮。與此同時，那些流失了資本的國家卻處在水深火熱當中，不但其國內工人將面臨失業威脅，其國內市場也必然會隨之開始萎縮。

結果顯而易見，花旗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卻損害了全世界的利益。

這樣的局面能長久維持下去嗎？

問題沒有爆發，不等於不存在。

其實，在某些方面，由《減稅法案》產生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了出來。

去年，鬱金香國透過脫歐公投，繼大不列顛之後，成為第二個從歐洲大家庭裡搬出來的成員。雖然鬱金香國只是一個人口不到兩千萬的小國，但是經濟規模在歐洲排第五，還是歐洲大家庭的創始成員國，而大不列顛並非創始成員國。也就是說，鬱金香國脫歐的政治影響遠在大不列顛之上。

說得嚴重一點，如果沒有奇蹟發生，已經存在數十年的歐洲大家庭很有可能在幾年之內土崩瓦解。

導致鬱金香國脫歐的關鍵原因，就是歐洲各國在減稅問題上的嚴重分歧。

做為小國，鬱金香國堅決反對減稅，而且絕大部分公民都不願意失去福利保障。可是對於人口多得多、經濟規模大得多的其他歐洲國家，特別是高盧與日耳曼來說，不減稅就是坐以待斃。在高盧與日耳曼強行推動減稅措施的情況下，鬱金香國的左翼政黨發起了脫歐的全民公投。

顯然，這就是歐洲面臨的最大問題。

高盧與日耳曼堅持進行社會轉型，執政的右翼政黨更是積極推動減稅措施，以此跟花旗進行抗衡，保住至關重要的高階產業。以鬱金香國為代表的眾多小國，特別是在高階製造業領域沒有多少建樹的歐洲國家堅決反對減稅，認為減稅損害的是國民利益，滿足的是大企業與大資本的胃口。

雖然高盧與日耳曼是歐洲的領袖，也是歐洲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但是它們挑戰的不是身邊的那些小國家，是大洋對岸的花旗。顯然，不管是經濟實力、人口數量、資源規模等各個方面，高盧與日耳曼的差距都太大了，哪怕高盧與日耳曼全面聯合到一起，也就是成為一個國家，跟花旗也不在一個級別上。

從這個角度來看，歐洲分裂已成定局，鬱金香國脫歐僅僅是開始。

當然，叫苦不迭的不止歐洲國家，而是全世界，首當其衝的就是眾多發達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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