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予“翻異別勘”作出次數限制，的確是一個很不錯的決定，在北宋時是實行的“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異別勘”的機會。

別勘三次之後，犯人若再喊冤，將不再受理。

而南宋時又改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異別勘”，即別勘三次之後，犯人若再喊冤，將不再受理。

當然，這只是一般情況，並不是絕對，有時也可以突破限制。

例如像是被告人控告本案的法官因為受賄枉法而枉斷其罪的，或者聲稱其冤可以立驗的，則不在“三推”或“五推”之限。

又由於宋朝對重大型別案件的判決持慎之又慎的態度，也有一部分案子經常突破這種法定次數的限制，一次次翻異，一次次別勘。

像是孝宗淳熙年間，南康軍民婦阿梁，被控與他人合奸謀殺親夫，判處斬刑，但這阿梁“節次翻異，凡十差官斟鞫”。

也就是一共翻異了近十次，前前後後審理了差不多九年，主審法官都不耐煩了，可這阿梁仍不服判。

到最後，實在無奈之下，法官只得依據“罪疑惟輕”原則，對她從輕發落，免於這阿梁一死，也不知道她到底是真冤假冤，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確實是個牛人，有耐力有脾氣。

所以說在宋代喊冤還是很有用的，如果你是真冤的話，有很大機率能翻案，即便不是，藉此多活幾年也不是不可能。

同時，說到這裡，還要再提一句，之前好像已經說過了，中華文明在很早的時候就發育出了“疑罪從無”的司法思想，《尚書》說，“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宋人蔡沈對這個古老的司法原則更是作出了一番解釋。

“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

“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還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

跟我們今日的司法原則差不多一樣，即講究“既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

但有時候，其實這兩者是有可能相互衝突的，不可所有的事全都兩全其美，正所謂世上安得兩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嘛。

因此只能在“可能枉”與“可能縱”中二選一，而宋朝人與現代文明國家，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寧縱不枉”。

那麼看到這，大家是不是想說，迫於某些因素，如果被告人沒有在錄問、宣判與臨刑喊冤翻異，是不是就從此失去申訴的機會了呢？

作者菌告訴你，不是的。

被告人或其親屬還可以在判決後的法定時效之內，向上級司法機關提起上訴。

上訴後，即由上級司法機關組織法庭複審，嚴禁原審法院插手。

如果司法機關沒有按照制度要求受理上訴，而是將案子踢回原審法院呢？

答案是人民可以越訴，監察部門可以提出彈劾：“率臣諸司州郡，自今受理詞訴，輒委送所訟官司，許人戶越訴，違法官吏並取旨重行黜責，在內令御史臺彈糾，外路監司互察以聞。”

所以即便犯人沒有翻異或上訴，複審的機制還是會自動開啟——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縣法院對徒刑以上的刑案，其判決是不能生效的，必須在審結擬判之後申解州法院複審。

州府法院受理的刑案，也需要定期申報提刑司複核，提刑司若發現問題，有權將州府審結的案子推倒重審；最後，疑案還須奏報中央大理寺裁決。

因此我們常看到的電視劇《包青天》，會發現那劇中的包公審案，明察秋毫，一樁案子，當庭就問個清清楚楚。

然後大喝一聲“堂下聽判”，辭嚴義正宣判後，又大喝一聲“虎頭鍘侍候”，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

包拯如果真如此斷案的話，則是嚴重違犯司法程式，將受到責罰，會被御史言官彈劾死的。

這也難怪民國的法學家徐道鄰先生要說，“中國傳統法律，到了宋朝，才發展到最高峰”。

的確，就制度來講，這一段時期的司法制度，確實是舉世無雙。

就連現在的宋史學者王雲海先生也說，宋代司法制度“達到我國封建社會司法制度的頂峰”，其“周密的判決制度在中國古代實在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