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符二年1099年），前知保州、西上閣門副使張赴罰銅十斤，展三年磨勘，以不覺察婦人阿劉等出入北界故也。

同時在仁宗時期，朝廷還特意釋出了禁邊令，禁止士人遊邊。

如慶曆元年1041年），上封者言。

“近有停閒、丁憂、不及第人多遊邊。停閒者不思己過，致犯律法。”

“丁憂者不執親喪，唯務經營謁託。不及第者不言文理訛謬，無由進取。”

“凡得聚集，例生怨謗。況國家未宗，宜杜絕此輩，望降指揮三路都轉運司轄下州縣常切覺察，無令聚集，非土居者，悉禁遊邊。”

因為慶曆初年，正逢北宋與西夏用兵之際，在這種敏感時期，如果放任“停閒、丁憂、不及第人”這類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可能詳悉朝中和境內虛實利害之人遊歷邊郡，聚首誹謗，萬一為敵方所招誘，導致國政機要情報的洩漏，將對邊境安全產生極大的隱患。

故此，趙禎才釋出禁邊令，禁止士人遊邊。

而且為了防止間諜潛入本國，宋朝很重視對北來人員的限制。

像是天聖六年1028年），詔河北緣邊安撫司，契丹歸明人嘗授偽官者勿留。

以及嘉佑五年1060年），詔河北兩地供輸人輒過黃河南者，以違制論。

初，邊臣言，兩地供輸人，舊條私出本州界並坐徒，後仍更從杖，恐漸入近南州軍刺事，難以辯奸詐，故復著此條。

遼國間諜常以宗教身份潛入宋朝刺探情報，故宋朝政府專門下令限制沿邊寺院對雲遊僧人的收留。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令河北緣邊寺院，不得留契丹界人為行者。

至和元年1054年），詔代州五臺山諸寺收童行者，非有人保任，毋得系籍。

時雄州言契丹遣蔚、應、武、朔等州人來五臺山出家，以刺探邊事，故條約之。

在在景佑三年1036），朝廷還特意“置代州五臺山勾當寺務司及真容院兼興善鎮煙火巡檢事，京朝官、使臣各一員”。

這實際上就是宋朝政府專門針對僧侶間諜而設定的反間機構。

除了這些防範措施外，宋朝還對邊防軍機圖書發行與流通加以限制。

因為書籍是資訊的主要載體，其所載資訊包羅永珍，難免不會涉及到有關國家機密的政治、經濟、軍事資訊，而這一方面正是敵對國想方設法所要得到的重要情報。

因此，涉及到邊機的圖書除了作為商品流入外邦外，周邊國家也都利用一切機會蒐集此類圖書。

如夏人為了買書，多次以策馬數十匹作為酬值。

遼使也利用出使機會在東京與宋朝商人“私相貿易”。

使宋朝涉及邊機軍事的圖書大量流入境外。

故如何完善邊防圖書與情報的控制制度，防止機密外洩，成為宋朝反間諜工作的重要內容。

邊防政治、軍事情報的外洩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敗、邊防的穩定、國家的安全，對此，兩宋政府多次下詔，頒佈禁書令。

而北宋時期所禁圖書的型別重點在於士大夫的文集。

因為宋朝以崇儒右文而著稱。

士大夫享有的社會、政治地位之高，是其他時期所無法比擬的。

這也相應的激發了士大夫的參政熱情，他們的憂國憂民之心，拳拳報國之志隨時隨地體現在他們的言行之中，這一思想也理所當然的流露在文集之中。

因此，士大夫的文集中多有其政治見解的直接表露，內容或往往涉及到國家機密，如果輸入境外，很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患。史載，“北戎和好以來

澶淵之盟），歲遣人使不絕，及雄州榷場，商旅往來，因此將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傳佈往彼，其中多有論說朝廷防遏邊鄙機宜事件……”。

大量內容涉及邊防軍機的書籍源源不斷的流入夏、遼境內，引起了宋朝君臣的高度重視。

歐陽修就曾對此問題提出過擔憂，“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多是當今議論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佈。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佈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

蘇轍也曾指出：“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朝無所不有……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洩露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為不便。”

故此，北宋政府頻頻下達禁書之令，嚴禁相關圖書外流。

景德三年1006年），詔：“民以書籍赴緣邊榷場博易者，自非九經書疏，悉禁之。違者案罪，其書沒官。”

甚至天聖五年1027年），詔民間摹印文字，並上有司，候委官看祥，方定鏤板。

初，上封者言契丹通和，河北緣邊榷場商人往來，多以本朝臣僚文集傳鬻境外，其間載朝廷得失，或經制邊事，深為未便，故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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