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至於茶馬互換的運作情況的話，首先，茶與馬的互換辦法是，一般為一馱茶換一匹馬。

需要說明，這裡的“茶”主要為博馬茶，賣茶場所賣的茶葉分為兩種，即博馬茶與雜賣茶。

雜賣茶可由吐蕃商人和當地居民用現錢和貨物購買，一般名山茶專用博馬，必須“候年額足數，方許雜賣”。

因為“蕃戎嗜名山茶，日不可，如果把名山茶“與蕃商以雜貨貿易，規取厚利”，結果會“其茶入蕃，既以充足，緣此遂不將馬入漢中賣，有害馬政”，嚴重影響戰馬的購買。

同時，政府還利用價格因素來促進戰馬的獲得，特規定博馬茶的市價低於雜賣茶的價格。

至於茶與馬市價的計算，則是要依據茶的優劣和馬的駿駑而定，“如馬價高茶價少，即將餘數以銀，絀絹及見錢貼支。”

“內銀，納絹並依逐處在市見賣實價紐折，不得有虧官私，其見錢仍計每匹價值，不得過十分之一。”

“如不願請銀絹等，只願以餘數算請零茶，亦從其便。”

“如馬價少茶價高，即許貼錢請茶，或合併就整請領，或據錢數算請零茶。”

職官四茶與馬的比價也受供求關係和民族關係的影響，像是北宋神宗後，馬源充足，致使馬賤茶貴。

而到了崇寧年間，由於馬價開始上升，一般的馬需茶一百斤左右，良馬則需二百斤以上，“馬價分為九等，良馬上等者每匹折茶二百五十斤，中等者二百二十斤，下等者二百斤。”

“綱馬六等，每匹分別折茶一百七十六斤，一百六十九斤，一百六十四斤，一百五十四斤，一百四十九斤，一百三十二斤。”

“祖宗時，一馱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於名山歲運二萬馱。”

“今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二千匹爾，而並用陝西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已十倍。”

其價已十倍於從前，甚至“巖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十馱茶。”

不過，從整體來看，茶馬比價基本保持穩定，即“一馱茶易一上駟”，還是符合價值規律的。

而說到宋代四川榷茶法與資本主義萌芽。

首先則是宋代四川茶業領域出現了一些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

比如像是商品經濟的發展。

不用說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宋代的商品經濟很繁榮，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我們可看到店鋪林立，人來人往，一派車水馬龍的景象。

“至門約十里餘，其餘坊卷院目……縱橫萬數，莫如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

“屋宇攤壯，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

零售交易較普遍，商人間的交易也是很大的。

一直到南宋時，“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更，遊人始稀，五鼓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

可見貿易之繁榮。

那麼，在繁華的汴京如此，在四川的情況又如何呢?

宋代的成都“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於通逵，層樓複閣蕩摩乎半空……”

“奇物異產，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布市;黃塵漲天，東西冥冥，窮朝極少，顛迷醉昏。”

是“西蜀之會府，舟車所通，富商巨賈，四方鱗集，徵人之夥，獨甲他郡。”

商品經濟同樣非常發達，每年商稅達四十萬貫以上，可以與都城開封相比。

北宋每年商稅收入最多的都市，有都城開封，成都府，興元府，這三個城市每年商稅額在北宋中期都達到四十萬貫以上。

所以成都已成為北宋四大商業中心之一。

在四川沿線上也是“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數十萬貫。”

同樣，四川茶業領域也很興盛.四川“茶園人戶多者歲出三五萬斤，少者只一二百斤”，可見規模是很大的。

由此可知，宋代四川的商品經濟已很繁榮。

其次是貨幣經濟——“交子“的出現。

要知道交子最早就是出現在宋代四川，政府“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介面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

“益州豪民十餘戶，連保作交子，每年與官中出夏秋倉盤，量人夫及出修糜棗堰丁夫物料，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木屋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

“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無遠近行用，動及萬百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