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說到宋朝包括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繁榮，除了包括商業外，還包括學術方面的碰撞，可以說那時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二西學東漸浪潮，中國文化與西方異質文化再次接觸，可以說產生了及其劇烈的化學反應。

而這裡面離不開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翻譯了，在那時，翻譯可以說作為溝通文化間交流的中樞發揮著重要作用。

這次翻譯首先由科技方面，後來漫延到文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法學等領域，究其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元朝以來，中國和西方國家一直有比較密切的外交活動，1516世紀西方世界已經基本上經歷了文藝復興時期，並且進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期，科技領域出現了許多重大發現，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與麥哲倫的環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學說;伽裡略發明望遠鏡，英國科學家對人體血液迴圈的發現，等等，都遠遠超越中國。

而此時中國封建文明經歷唐宋時期的高峰時期，封建文明進入沒落時期，再加上南宋以來新儒學長期排斥禁錮人們的思想，佛學過於虛幻，已經逐漸失去其優勢，明朝中期王陽明的心學、東林學派追求的實學為人們衝破以往的思想禁錮和追求西學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條件(朱維錚將明朝中期稱為中國的中世紀。)。

恰好此時西方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科技文明，西學在國內傳播可謂迎合了當時的意識形態，封建士夫中的開明人士，如徐光啟、李之藻等和西方傳教士一起翻譯西書，促成了中國翻譯高潮。

其次，到了明朝中期，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出現，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如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霞客遊記的撰寫，提倡實驗與切身實踐，人們的科學方法開始變化。

而且，需要說明，當時擔任翻譯任務的外國傳教士都有很深的科學造詣。

他們為了完成自己的聖命，往往採取“調適與會通”(沈定平)策略，歸化中國知識分子，尋求與中國士大夫階級和統治階級的合作，翻譯中國急需的科技書籍，達到其傳教目的。

“教士之門中國也，習華言，易華服，讀儒書，從儒教，以博中國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後來逐漸形成了中國人自己的翻譯隊伍，他們以開啟民智，倡導民權，振興中華，驅逐外夷為已任。

這個階段的翻譯史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明朝以前的翻譯活動;(2)明朝晚期至鴉片戰爭期間的翻譯活動;(3)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後的翻譯活動;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的翻譯活動。

柳治徵將這段歷史歸納為中國近代文化史，這個時期的翻譯史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和佔主流地位的詩學影響較為明顯，也是翻譯發揮其社會功能最充實最明顯的階段。

第一階段，那就是唐宋之時，我國國力強大，科技水平在當時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古代的四大發明使我國在軍事、印刷業、造紙業、航海領域都比歐洲早四五百年。

因而早期翻譯傾向於對異域思想文化的吸取，但是佛經的翻譯也為我國科技事業的發達做出貢獻。

像是《開元釋教錄》記載，“東漢之末，安世高醫術有各，譯經傳入印度之醫藥”。

現在收錄在《大藏經》裡的佛教醫書有二十一部(《馬祖毅(p126—127)，而且天竺醫學的八種方術也透過翻譯傳入我國，對我國的古代醫學產生了一定影響。

孫思邈的《千金方》就吸取了老婆龍樹的藥方，我國古代用金針治眼疾的方法也得自印度僧人。

我國最早翻譯介紹天文知識的佛經是安世高譯的《舌頭諫太子(又稱下拔法)二十八宿經》，又稱《舌頭諫經》或《虎爾經》。

而且佛經翻譯也為我國送來了印度的歷算書籍，如《婆羅門天文經》、《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婆羅門演算法》、《婆羅門算經》、《摩登伽經說星圖》、《西門俱摩羅秘術佔》、《婆羅門陰陽曆算》、《婆羅門天文》八種，據《唐書)歷志》記載，瞿曇悉達於開元六年(公元718年)當太史監，他在開元年間編著《開元佔經》時將印度古歷《九執歷》介紹過來。

《九執歷》有許多希臘天文學成份，如圓周劃分360;60進位制計演算法;太陽週年視運動遠地點;推算月亮視直徑大小變化之法;黃道座標;正弦函式計演算法及正弦函式表都是我國傳統天文學體系沒有的。

此外，《九執歷》還介紹印度的數學知識，其中就有我國後來的筆演算法，宋建隆四年四月欽定《應天曆》，魯穆國來中國，又為我國引進了阿拉伯天文知識，宋人據此修撰《應天曆》，使用阿拉伯明食和五星制度計演算法考核明食和五星制度;將每夜分為五更，每更分為五點，點以擊鐘為節，更以擊鼓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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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時期是公元十一到十二世紀，蒙古帝族貴族鐵木真率部統一週圍的其他部落，於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帝國。

鐵木真被各族擁為成吉思汗，隨著蒙古帝國的不斷征戰擴張，其領域橫跨歐嚴兩大陸，到忽必烈時期達到強盛。

公元1217年忽必烈遷都燕京，改國號為大元。

公元1276年，元軍攻戰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兩年後又攻佔廣州，統一中國。

元朝時中國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右，南越海表”

《元地理志》，稱世界之最。

元朝廣闊的疆域為其陸海交通的發展創造了便利條件。

元朝時政府更是遣使屢次招諭海外諸番，隨著航海的發展，元明時期官方與海外各國開始廣泛貿易往來，此時，西方諸國隨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環遊世界，開始在海外尋覓新地，“而東西之接觸，乃若電氣之相引矣”。

柳治徵將元明時期作為近世文化史的開始。

他指出，中國近世之歷史與上世、中世之區別有三。

一是東方之文化無特殊之進步，僅能維持繼續為保守之事業，而西方之宗教、學術、物質、思想逐漸輸入，別開一新局面也。

二是從前之國家，雖與四裔交往頻繁，而中國常屹立於諸國之上，其歷史雖兼及各國，純為一國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