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外交專機升空，王學熾才開啟了趙耀國給他的檔案袋。

裡面裝是一份資料，雖然只有幾十頁，但是內容極為驚人，連王學熾都被嚇到了。如果不是外交專機已經升空，王學熾會立即下飛機，去元首府找趙耀國，因為他覺得如此重要的事情不應該拿到聯合國去說。

這就是，那幾名倖存下來的漁民，全都是扶桑防衛省情報廳的情報人員，整個行動由情報廳策劃與實施，給他們下達命令的是情報廳的大正光一。在襲擊華夏海警巡邏艦之前，他們最後一次聯絡了情報廳，得到大正光一的直接指示。檔案袋裡的資料，就是這幾名情報人員的口供。

也就是說，所謂的“漁業糾紛”就是扶桑防衛省情報廳蓄意策劃與製造的，而大正光一是情報廳的負責人，也是扶桑當局的情報官員，由他下達的命令等於官方命令，因此由他策劃的行動就是官方行動。扶桑當局才是這一系列陰謀的主謀，因此扶桑當局得為製造與挑起衝突負責。

震驚歸震驚，王學熾沒有喪失理智。

冷靜下來之後，他就明白趙耀國為什麼派他去聯合國，為什麼要他把這份資料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公佈於眾。

很簡單，這只是扶桑情報人員的口供，最多算得上是證詞，而不是證物。

“情報人員”本身就是一個模糊概念，扶桑當局肯定會矢口否認，並且以次指責華夏栽贓陷害。別的不說，如何證明倖存漁民是情報廳的情報人員？要知道，能夠證明他們真實身份的資料全都在情報廳手上，因此只要情報廳銷燬這些人的個人檔案，就沒有任何辦法能證明他們的身份。到時候，最多隻能說他們是扶桑人，無法跟扶桑當局扯上關係，也就無法把他們的行為當成扶桑的官方行為。如果是民間行為，此事必然會不了了之，根本不可能以此為由制裁扶桑。

當然，王學熾已經想到，那幾個倖存漁民已經被接了回來，沒在太公島上。

只是，這並不重要。

就算他們活著，並且讓他們出面做證，也沒多大意義。

以當前的局勢，沒有確鑿的證據，根本不可能在安理會上發起對扶桑的制裁，也不可能得到多少國家支援。

那麼，就算有了足夠的證據，那又如何？

再退一步，哪怕迫使花旗在安理會表決中投了棄權票，讓制裁決議生效，又能給華夏帶來什麼好處？要知道，在衝突爆發前，華夏是扶桑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扶桑是華夏的第二大貿易伙伴。雙方除了在政治與外交上齷齪不斷之外，在經濟、文化、金融、科技、教育等眾多領域都有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制裁是一把雙刃劍，在制裁扶桑的同時，華夏也必然會遭受損失。即便不考慮必然會承受的經濟損失，透過制裁把扶桑壓下去，華夏的處境難道會變得更好？要知道，如果扶桑因此走上下坡路，特別是經濟遭到了重創，民族主義必然會在扶桑國內迅猛抬頭。在民族主義的推動下，扶桑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是遲早的事，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華夏。甚至可以說，只要扶桑的國內局勢發生動盪，華夏就必然受到連累，也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可以說，在當前局勢下，制裁與不制裁扶桑都一樣，華夏最多隻是佔領道義制高點。

沒有好處的事，為什麼要做？

在想明白了這些道理之後，王學熾也明白了趙耀國的意思。去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對扶桑實施制裁，不是真的為了制裁，而是藉此辦法將真相公佈於眾，從而在外交上向扶桑施加壓力。只要扶桑當局依然想保持必要的國家信譽，在國際社會獲得一席之地，就會對停火談判給出正面答覆。

顯然，趙耀國的目的就是以此開啟談判的大門。

對趙耀國的安排，或者說高瞻遠矚，王學熾佩服得五體投地。要知道，只要他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提起對扶桑實施制裁，而且把這些雖然不算是證據，但是能夠說明整個事件真相的東西拿出來，扶桑當局必然會自亂陣腳。在應付國際社會指責的時候，扶桑當局顯然無法猜到趙耀國的真實目的。

那麼，扶桑當局真的會知難而退嗎？

王學熾不敢肯定，不過有很大的把握，關鍵還是得看事態的發展，以及這一輪外交進攻的效果。

外交專機還在北太平洋上飛行的時候，趙耀國已經去了總參謀部。

這是衝突爆發後，趙耀國第一次去總參謀部。他原本不打算去總參謀部，畢竟他的出現肯定會對總參謀部的人員產生影響，只是接待他就會給很多人添麻煩，而他不是軍人，對軍事問題也是一竅不通，自然沒有發言權。只不過，在李佑廷的勸說下，趙耀國還是去了總參謀部一趟。

元首的到來，對鼓舞士氣有很大的作用。

當然，這不是趙耀國去總參謀部的主要原因，只是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畢竟元首也是華夏軍隊的最高統帥。

趙耀國去總參謀部與即將打響的戰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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