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大貴留下幾百文錢，讓弟弟和妹妹在村裡買點米和肉等，自己則僱船渡過黃浦江，到魔都縣城去。
在城門處交了幾文銅錢，趙大貴就順利進入魔都縣城，就奔一處商鋪最多的繁華大街而去。
找到一家賣糖的小店鋪，一問價格，粗糖每斤56文，紅糖每斤60文，白精糖每斤85文，冰糖每斤120文，這算是零售價格了。
可以看出，白精糖的價格比粗糖貴了五成以上。
（知了注：這其實是1850年英國租界的土糖價格資料，1843年的價格應該跟這個相差不大）
糖屬於薄利多銷的大宗貨物，批發價格應該比零售價格下浮百分之十到二十，但幾乎不可能下浮百分之二十以上。
銀元和銅錢的匯兌比例，在清朝很長時間以來都是一兩銀子換制錢一千文左右，但是在鴉片戰爭後經濟受到衝擊，銀貴錢賤，一兩銀子能換一千六百文左右的制錢。
再考慮到這時候的白銀和西班牙銀元的匯率為一兩銀子兌換1.558銀元，通常可以認為在1843年年底，一兩白銀可以換制錢一千五六百文，一元銀元換一千文左右的制錢。
（知了注：清朝這一時期的銀銅匯率非常複雜，經常在變換，而且銅錢又分為制錢和大錢，如一兩銀子可以換一千六百文左右制錢，但可能只換一千到一千二百文大錢。
這還是1843年道光時期的價格，到了1850年咸豐年代的時候，一兩銀子可以換兩千二百文到兩千四百文的制錢；一元銀元能換一千五六百文的制錢。
為了方便，這裡的銅錢都按制錢算，這樣一來一兩銀子等於1.558元銀元，約合一千六百文制錢；一元銀元相當於一千文制錢，以後不再贅述。）
銀銅比價的這種變化，導致了一些很嚴重的後果，如雍正時期一兩銀子換一千文制錢，一千文制錢重八斤十二兩，其中含銅四斤六兩；
鴉片戰爭期間雲南等地的銅生產受到很大影響，又多用來鑄炮，使得銅價在戰後飛騰，一兩銀子只能換三四斤銅（或者更少）；
而一兩銀子購得的制錢熔鑄鍊銅卻能得到六斤九兩左右的銅，也就是毀錢制銅有百分之一百以上的利潤，有很多大戶暗地裡毀錢鑄銅，謀取暴利的。
（知了注：實際上這隻計算毀錢鑄銅，得到原料銅的利潤；如果將毀錢得到的銅用來鑄造銅器，收益還能漲三四倍）
銅錢所含的原材料銅價格比起額面價格高出兩倍，麵粉價格比麵包貴了數倍，鴉片戰爭後的清朝經濟畸形到什麼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匯率這樣高大上的問題跟趙大貴關係不大，他只是在心裡罵一聲這時代的官府沒有一點經濟頭腦後，就將它放下，不再理會。
趙大貴不願意只問一家，便順著大街問了多家商鋪，這價格都差不多，沒什麼太大變化。
到了姚家弄的一家店鋪後，趙大貴就有意停下腳步，跟店鋪老闆仔細詢問土糖價格，一邊不厭其煩地砍價。
“大貴，你怎麼在這裡？”突然，有人從後面叫起大貴，還過來拍他肩膀。
“哦，子豪兄，真是巧啊，還能在這裡能碰到你。”趙大貴不動聲色地抱拳說道。
“哈哈，這家店鋪就是我家的，你不知道吧。”來人很年輕，約有二十多歲，穿著一件靛藍色的長袍，很高興地說道。
“原來如此，那還真是巧了。”趙大貴也跟著呵呵一笑。
來人姓陳名子豪，也是這魔都縣的生員之一，也就是俗稱的童生。
老趙家幾年前還有點家底，原主也到縣學裡讀過幾年書，且一所縣學裡也只有四五十人，所有童生多少都認識，因此原主跟這陳子豪比較熟悉，關係也不算很差。
這陳子豪家境比趙大貴家好一些，在城裡開著一間雜貨鋪，其中猶以土糖為多；這件店鋪原主並沒實際來過，但也聽說過大體在哪裡。
趙大貴繼承了原主的部分記憶，便覺得這陳子豪家的可供利用，便有意到這家店鋪，到了之後又一直磨蹭，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等到陳子豪到來。
當然，就算沒有陳子豪和陳家，趙大貴的賺錢大計照樣能施展下去，只是要麻煩一些就是了。
如此說來，這店鋪的掌櫃就是陳子豪的父親了，趙大貴以見長輩的禮節拜見，倒讓這老陳大為高興。
“你來買糖是嗎，讓我送你幾斤好了。”陳子豪好不容易在自家店鋪遇到同窗，便拍胸脯裝大方，開口就要送東西。
邊上的老陳臉色一變，剛想發話，趙大貴就立即搖頭說道：“哦，如果是一斤兩斤的，我麻煩你也沒問題，但我這次想買的糖多了一些，就不能讓你家破費了。”
“哦，你想買多少糖？”陳子豪好奇地問道。
“我想買八兩左右的土糖，只是我這裡有個要求，就是要買最便宜的粗糖，價格越便宜，量越大越好。”趙大貴將懷中的銀子拿出來，給老陳和小陳看。
八兩銀子相當於一萬九千二百文銅錢，買粗糖能買三百四十三斤斤，當然因為這量大，價格必然要便宜一些，總量還要多一些。
“怎麼會買這麼多，我記得你家也不是很富裕啊。”陳子豪見狀不由得一愣。
“實不相瞞，我買這糖是用來做生意賺錢，不是自己吃的。”趙大貴故作神秘狀，還往左右環視一遍，然後才將兩人拉到一邊，小聲說道。
“這糖還能做什麼生意，你想轉手賣出去？可那你應該找人批次買，我們這是零售，價格畢竟不便宜。”陳子豪的父親一愣說道。
趙大貴心想我也是想找那些大商家按最低價格買進，可一是不知道那種批發的大糖商怎麼聯絡，二是我這本錢只有八兩，這麼小的量，估計就算去了，也不會有人搭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