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被崔道怡交到了和江弦關係很近的王扶手上。

王扶花了一天時間看完這篇，當她合上最後一頁時，內心已被深深的震憾填滿。

這部的格局太高了！

它站在一個超越階級的高度，用一種同情和悲憫的眼光來關注歷史程序中的人和人的命運。

“絕對的一篇好文章！”王扶激動的和崔道怡反饋道。

“這種大篇幅魔幻色彩意識流的筆法，除了江弦，國內沒有任何一個作家能寫出來了。”

王扶先是分享完自己的心中的驚訝，又道：“崔老師，這篇在發表以前，我有個比較顧慮的地方。”

“你說。”

“現在倡導中日友好，江弦這篇裡寫.剝皮，你說會不會”

眾所周知，80年代大環境是倡導中日友好，是兩國關係的蜜月期。

為什麼友好呢？中國要改革開放，要發展經濟，要對抗毛子，尋找盟友，日本謀求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的地位，也要傾銷商品。

所以說這種友好是兩國都需要的。

但這不代表80年代文藝界關於抗日、抗戰的宣傳停下來過。

光是陳道明早期參演的電影裡，抗戰題材就有好幾個，1983年的《一個和八個》，1987年的《屠城血證》。

另外還有1982年的《開槍，為他送行》，1986年的《血戰臺兒莊》.

這還沒提全國各地反覆播放的“老三戰”：《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

除了《南征北戰》，前面兩部可都是講抗日的。

冷知識，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1982年興建，併成立課題小組，專門收集資料，研究這段歷史。

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碑是1985年落成。

那年，他老還親自視察了南京，去題寫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館名。

有統計資料，在1960年-1982年期間，《人民X報》宣傳南屠0次，在1982年-2000年期間，《人民X報》宣傳南屠400多次

所以友好歸友好，宣傳歸宣傳。

抗日從來都不是敏感的禁忌詞彙，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抗日是絕對的屁股正確。

說白了，所謂中日友好也就是各持所需，實際怎麼樣，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過不說破罷了。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永遠是以獲利多少與國家實力強弱來決定的。

兩國友好期間，經濟的關係確實不錯，但根本問題不會解決，日本最擅長的就是前腳說出友好，然後光速變臉。

比如80年積極主張“中日友好”的鈴木善幸上任日本首相的第二個月就不顧兩國關係幹出參拜“廁所”的事情，他的女婿麻生太郎後來上任以後更是對我們屢屢進行挑釁

“抗日題材的不多見，但不是沒有。”

崔道怡說，“徐光耀的《小兵張嘎》，劉知俠《鐵道游擊隊》，這都是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紅高粱》這部寫抗日不會有什麼危險。”

在文學領域，寫抗日戰爭的比較少，講解放戰爭的比較多，像是《保衛延安》《紅日》《紅巖》。

但崔道怡完全不認為，抗日會是一個比較危險的題材。

“老謝！”

“江弦！”

“哈哈，又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