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與不朽

這時萊溫教授結束了“思想教育”，又說道：“對了，前兩天一個女同學來我這裡打聽您，個頭高高的女生。”

“應該是希爾德。”沒想到她還去找我了。

“對，很沒禮貌的一個姑娘，”他尖銳地說，“話裡話外提到自己父親在軍需部。我告訴她，您到外地的醫院實習了。”

“她不知道有保密協議，”我說，又想著替希爾德分辨幾句，“她不是故意冒犯您的——”

“沒必要解釋，我是心理學教授，有自己的判斷。”萊溫教授打斷了我，“接下來不要給我打電話，要打也要在集中營裡由門格勒博士允許的情況下打。最後的報告給他過目，蓋上他們的章然後由他們寄給我。”

我在電話這頭無力地點頭，意識到他看不見，又強打精神說“好”。不過，既然他提到了“最後的”報告——

“您是不是說，我可以把報告完結了？”我試探著問。

他停了幾秒鐘，似乎在估算時間，“9月的第1周過後，就回來吧，到時候我會給那邊發電報。”

總算聽到點有用的。

這趟回去以後，還有兩周要熬。這期間我每天除了工作，晚上都在織毛線。西貝爾原來的手藝生疏了，織到領口我請教了其他女兵。最終織出一個毛線背心，雖然沒什麼花紋，只是交錯的大平針，但好歹袖口領口都還對稱。

剩下的毛線，織成了四雙毛襪。

我的日記本上並沒有記錄到特別的內容。也許因為白天的事一直都在挑戰我的神經，一天下來我總是很累，晚上從沒做出有意義的夢。唯一記錄下來的，是第三週時去了一次教堂，聖馬麗大教堂。

它位於克拉科夫的中央廣場，是一座紅磚哥特式大教堂。那天我想到集仲營的工作已經接近尾聲，我的忍|受力也快消耗殆盡，想著教堂通常比較安靜，進去參觀一下，換換心情。

但是有黨衛軍在門口守著。幾個士兵進進出來，搬出來三四個扁扁的木頭框箱子，很小心地裝到一輛車上。

一個黨衛軍軍官在門口抽煙，他身邊的教堂人員很小聲地跟他說著什麼，軍官吐了一口煙圈，“大區區長說了，這是德國畫家的畫作，理應屬於德國。”

看來箱子裡裝的是原本教堂裡的畫。

這位軍官看到了我，“您是？”

我說自己是柏林來這實習的學生，然後就準備走。但他叫住我，檢查了我的工作通行證，就允許我進去了。

到了教堂裡面，我去看祭壇和彩繪玻璃。裡面還有另一群人在，其中一個有近50歲的老年士兵嘆道：“可惜祭壇上的東西，少了很多。”

我望向空空的祭壇，上面原本應該有不少金銀器皿。也不知是被德國人拿走了，還是波蘭人自己藏起來了。

“那我們做了這些，會有罪嗎？”有個頭上有點傷的德國士兵聲音很小地問。

我嗓子不知為何發癢，忍|耐不了，咳嗽了起來。

正要回答的人嚇得一個激靈，他跳起來，轉身馬上望向最高處的塑像，眼裡都是恐懼，好像上面的人會走下來一樣。隨後他目光落下，看到了祭壇旁邊的我。我向他們搖手致歉，他鬆了口氣。

“凡事都依神的意志，定會得到救贖。”那年紀大些計程車兵雙眼發直，背書似地說。

我準備把其中兩雙毛襪送給這裡的兩位朋友，是兩名犯人。

一個是那個說我的裙子像他姐姐的男孩，叫安切爾。他有好幾次路過我時向我微笑。後來他告訴我，是我先向他微笑的，雖然我毫無印象。

經常和他在一起的那個年紀大點的叫弗蘭克，回憶了一會說，“其實也不算微笑，就是您的目光比較誠實，比較柔和。”

也許他們是受多了冰冷和殘酷，把哪怕沒有熱度的關注，都當作了溫暖。

安切爾原本高中畢業，馬上要上大學。弗蘭克和我是同行，他已經心理學碩士畢業，曾經在維也納開心理診所。

我說自己也來自維也納，父親還在維納大學教書，他驚喜地說：“我聽說過。他在維也納大學教古希臘古埃及歷史，我似乎還聽過他的課……只是似乎有點記不得了。到這裡以後有些記憶會模糊。”

“有時候我連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在這裡只叫編號。”他指了指胸前的5位編碼，“你要找我們就叫編號，因為沒人叫名字。”

可當我把織的毛襪送給他們，他們都不要。弗蘭克只是問我要了兩只鉛筆我用過的鉛筆頭）和一些紙。

“我在偷偷寫自己的書，”他說，又指了指安切爾，“他在試著寫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