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店裡，李小魚也讀書看報，看著一份其他武舉生買來的“小報”，他是顯得很無奈，感覺哭笑不得。

因為一覺醒來，他沒想到自己和那群文舉生邀約比試詩詞的事情，竟然會鬧的如此轟動，好像整個汴梁城的人都知道了般，都見了報了。

而且是頭版頭條，就見這家無良小報以加大加粗的字眼，在報上寫著類似‘震驚，一武舉生竟然和文舉生比試詩詞，到底是人性的扭曲還是道德的淪喪？’等博眼球的字眼，讓得他是欲哭無淚，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

而且更過分的是，因為這些無良“小報”的過分渲染，搞的他現在是連門都不敢出了，因為此刻外面圍滿了各種密探，也就是狗仔，想來採訪他，獲取第一手的資料，問問他為什麼這麼不自量力，要和文舉生比試詩詞，是腦袋被門夾了嗎？還是受什麼刺激了。

這讓得李小魚既鬱悶又氣憤之下，是連連揮手，讓魯達賈斯文等傢伙，將這些無良的狗仔全都給打出們去，這才稍稍好受了點。

是坐在客店的大廳裡，思考著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莫名感覺好像有些不對勁啊，雖然這件事的確挺讓人匪夷所思的，但也不至於鬧的這麼大吧。

就感覺好像有人在背後推波助瀾似的，生怕別人不知道一樣，讓得每家無良“小報”都以頭版頭條來報道，所以影響力無與倫比，頃刻間滿城皆知。

可以料想，要不了多久，就不僅是滿城皆知，而是舉國皆知了。

所以讓得他是直接陷入了兩難的境地，那就是他必須勝，不然，要是輸了的話，那可就是在整個大宋人民面前丟人了，他以後就算是考中武狀元也沒卵用，會被所有人嘲笑死的。

說誒你們知道嗎，有一個傻逼，竟然不自量力的和文舉生老爺們比試詩詞，然後輸了，哈哈哈哈，還考武狀元，真特麼是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傻逼啊，簡直瑪德制杖，八成是腦子被驢踢了，才會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

當然，要是勝了的話，那也就會頃刻間在舉國百姓面前露臉，所有人又會議論紛紛的說。

誒你們知道嗎？有一個叫王華的傢伙，可厲害了，雖然他是一個武舉生，可竟然敢和那群文舉生比試詩詞呢，而且還把他們按在地上摩擦，還考中了武狀元，真厲害，簡直文武雙全，是古往今來了不得的人物，我輩楷模啊，厲害的不要不要的。

因此，這場比試在這些無良小報的推波助瀾下，轉瞬之間就成為了雙刃劍一般的事情，要麼顏面掃地，成為所有人恥笑的物件，一輩子抬不起頭來。

要麼名聲鵲起，踩著那群文舉生的臉往上爬，成為所有人震驚羨慕的目標，真的是很為難啊。

這自然也讓得李小魚開始心中忐忑起來，也極度緊張起來，不敢有絲毫的大意，畢竟這就相當於逼他站在了懸崖邊上，要麼生，要麼死。

所以，深吸了一口氣後，將手中的無良“小報”隨手扔掉，為了緩解心中的緊張情緒，他是準備做點什麼。

是抬起頭來左右看了看，發現此時因為是上午，客店裡還比較冷清。

而且魯達和賈斯文包括其他武舉生等人，也知道事關重大，怕打擾李小魚的狀態，所以都沒來找他開玩笑，而是讓他一個人在那安心準備著。

因此，左右看了看，李小魚並沒有發現什麼有趣的事情，是顯得有些失望的搖了搖頭，正準備會房間將自己記得的那些名詞名詩抄寫一遍，免得到時忘了。

也正在此時，忽然，他是看到客店的門外走進來了一小孩，約莫十來歲的樣子，揹著一個小竹筐，框裡面裝的好像是橘子，而且不是普通的橘子，是專門挑選出來的，每個都個頭挺大，色氣也正，一看就很好吃的樣子。

另一隻手則拿著一個竹筒，裡面是竹籤，顯得有些緊張忐忑的樣子，朝屋裡走來，小心翼翼的朝左右看了看，欲言又止。

李小魚一見就恍然了，知道這是這個世界一種獨特的做生意的手段，這小孩是賣橘子的，不過他不是普通的賣，而是靠抽籤。

所謂的抽籤，就是你說多少點，在他那小竹筒裡抽，要是抽中了，就可以白吃，要是抽不中，則就要給錢，當然，錢也不多，主要是看運氣。

雖然這裡面可以搗鬼，不過看這小孩年紀不大，而且一臉實誠，好像是剛做生意不久的樣子，面色還有些生嫩，顯得有些拘謹和不好意思，李小魚就覺得他搗鬼的可能性應該不大，還是挺本分的。

當然，這麼小的年紀本應該是在學堂裡讀書的，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跑來做生意，這就有些令人費解了。

當然，在這個時代做生意其實也不丟人，商人的地位還是很高的，並不受歧視。

雖然有人說中國儒家傳統有抑制商業的習慣，但這話其實不對，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

而且子貢因為經商有道，家累萬金，富可敵國，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可以與國君分庭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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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從來沒有因為子貢的商人身份而對他有任何歧視，恰恰相反，孔子還以“瑚璉”比喻子貢，認為子貢是國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只不過到後來，後世的統治者出於獨尊皇權之需，對商人有可能與國君分庭抗禮的潛在力量很是顧忌，所以歷代王朝幾乎都制訂了抑商、辱商、賤商的政策與法律，但其實這一傳統是來自法家的思想，將商人列入市籍，視同賤民。

如秦朝曾將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父母、祖父母為市籍的商人後代，發配戍邊，包括漢朝立國後，“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

唐朝也“禁工商不得乘馬”，“工商雜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兩代也均有抑商或賤商之政。

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強烈的“重農抑商”情結，他建立明王朝之後，即嚴禁農人棄耕從商，商人外出經商，必須領取官府頒發的路引，否則按遊民處置，“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商販被與僕役、倡優、賤民同列。

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農抑商”思想，他說，“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應當勸農抑商。

唯獨此時的宋朝是一個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視的程度最低，當然，不是說全無歧視，但總的來說，商業環境最為寬鬆。

例如宋朝立國之初，就頒發了一系列“恤商”法令，寬待商人，鼓勵商業，如太祖詔令：“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又如太宗詔令：“自今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