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囚犯執行死刑一般選在黃昏時刻，並允許家屬第二天前來領取屍體，官府不得阻撓。

其七、“諸死囚，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內權殯，其棺並用官物造給，置磚銘於壙內，立牌於上，書其姓名。”

這就是說沒有家屬來認領屍體的囚犯由官府負責安葬。

因此，從這些規章制度裡，我們的確可以看出宋人對於判決死刑犯的審慎。

因為，人命大於天，一旦判錯，性命就無法挽回了。

那麼，很多人會問，這種制度是宋朝獨創的嗎？

其實不是，這種優良傳統一直都有，只不過一直到了宋代才真正的將其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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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唐令·獄官令》規定：“諸大辟罪，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末後行刑。”

另外也有官府為無人收屍的死囚犯進行掩埋的做法。

只不過到了五代時，“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視人命如草芥，也就自然不會有這種“臨終關懷”了。

於是經歷了“五姓十三君”的亂世局面後，宋人意識到人命的可貴姓，抱愧在當時的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叫做“寧做太平犬，不為亂離人”。

再加上老百姓普遍不願意打仗，朝廷也自然珍視生命，除了不輕易打仗以外，就是在刑事判決時儘量沒有冤案。

此外“不得掩塞其口”尤其值得稱道，因為在武則天時代，處決犯人正好是要掩塞其口的，避免他喊冤，因為那時有兩個著名的酷吏，屈打成招的例子太多的，不塞不行啊。

而宋人這麼做，無疑是撥亂反正，讓犯人享有“臨刑稱冤”的權利。

這一死囚“臨刑關懷”制度的背後，蘊藏著古老的“恤刑慎殺”司法理念。

或者換個說法，中國傳統文化深處的“恤刑慎殺”理念，催生出了死囚“臨刑關懷”的制度。

我們的先人認識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

人死不能復生，死刑一旦實施，便不能逆轉，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

正是出於對人命的珍視，中華文明在很早時候就發育出“疑罪從無”的思想，《尚書》說，“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宋人蔡沈對這個古老的司法原則作了一番解釋：“辜，罪。經，常也。

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

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還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

我們今日的司法講究“既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但有時候兩者是有衝突的，不可兩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與“可能縱”中二選一，而我們的先人與現代文明國家，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寧縱不枉”。

也就是今天常說的疑罪從無。

所以宋朝司法接受了“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思想，比較注意恤刑慎殺。

雖然宋代幾乎每年都會判處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這些死刑犯的大多數最後都獲得了減刑，沒有被執行死刑。

實際上被執行死刑的人數，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證確鑿，犯人必須以命抵罪，畢竟也是剝奪一條人命。

對於剝奪生命的極刑，古人表現出極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許“秋後問斬”，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時間不能執行大辟之刑，因為古人相信在春夏時節處決犯人，違背了上天好生之德。

只有秋季是肅殺的季節，才能用來處決犯人。

所以，也就是說，即便坐實了李小魚翻的案，他也還有三四個月的時間來想辦法翻案，不必急於一時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宋代的這套“臨終關懷”，依然覺得極為人道，充滿溫情。

尤其是宋玘處決囚犯以後，還要請僧人為他們超度亡靈。

犯人雖然犯了罪，但他只不過是犯了罪的人而已，依然還是人，絕對不能把他們不當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