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宋朝的司法體系，從中央到地方，還都設定了推司、法司兩套平行的系統。

並且需要說明，宋代中央的大理寺分設“左斷刑”與“右治獄”兩個法院，為貫徹“鞫讞分司”的司法原則，“左斷刑”又切分為斷司推司）與議司法司）；“右治獄”也分為左右推推司）與檢法案法司）。

在地方，州府法院的左右推官、左右軍巡使、左右軍巡判官、錄事參軍、司理參軍都屬於推司系統，司法參軍則屬讞司系統。

有些小州沒有分司理參軍與司法參軍，但對任何一起刑案的審判，同樣必須執行“鞫讞分司”的原則，推勘官與檢法官由不同的法官擔任。

宋代縣一級的司法人員雖然配置不是那麼完備，但還是設了推吏協助鞫獄、編錄司協助檢法。

在一起刑案的審判過程中，推勘官唯一的責任就是將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審訊清楚。

按照宋朝的立法，“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意思就是說，推勘官鞫問的罪情，必須限制在起訴書所列舉的控罪範圍內，起訴書沒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問罪，否則，法官以“故入人罪”論處，這叫做“據狀鞫獄”。

確立“據狀鞫獄”的司法原則，自然是為了限制推勘官的權力，防止法官羅織罪名、陷害無辜。

惟盜賊殺人重案不受“據狀鞫獄”的限制，允許窮究。

推勘官審清了案情，有證人證言、物證與法官檢驗報告支撐，能夠排除合理懷疑，被告人服押，那麼他的工作便結束了。

至於被告人觸犯了哪些法條，當判什麼刑罰，則是另一個法官——檢法官的工作。

檢法官的責任是根據卷宗記錄的犯罪事實，將一切適用的法律條文檢出來。

從司法專業化的角度來說，宋代立法頻繁，法律條文浩如煙海，一般計程車大夫不可能“遍觀而詳覽”法條，只有設定專業的檢法官，才可能準確地援法定罪。

從權力制衡的角度來看，獨立的檢法官設定也可以防止推勘官濫用權力，因為檢法官如果發現卷宗有疑點，可以提出駁正。

如果檢法官能夠駁正錯案，那麼他將獲得獎賞；反過來，如果案情有疑，而檢法官未能駁正，則將與推勘官一起受到處分。

宋人相信，“鞫讞分司”可以形成權力制衡，防範權力濫用，“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司法實踐中，獨立的檢法官設定，確實為維繫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道防線。

舉個例子，像是宋真宗年間，萊州捕獲了兩個盜賊，州太守用法嚴酷，指使人故意高估了盜賊所盜贓物的價值，以圖置其於死罪。

萊州司法參軍西門允在檢法時，發現贓物估價過高，提出駁正，要求按盜賊盜搶之時的物價重新估值，“公即西門允）閱卷，請估依犯時，持議甚堅”，終使二犯免被判處死刑。

很可惜的是，“鞫讞分司”的司法程式，本來是很好的，可在宋亡之後就被殘酷的蒙元給遺棄了。

因為那時人分四等，別說犯罪了，就算是殺人，最上等的蒙古人殺死最低等的南人，只需要賠償一頭驢，不得不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

同時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審結束之後，都必須啟動“錄問”的程式，即由一位未參加庭審、依法不必迴避的法官核查案狀，再提審被告人，讀示罪狀，核對供詞。

以及詢問被告人所供是否屬實，“令實則書實，虛則陳冤”，在必要時，還可以提審證人。

被告人如果自認為無冤無濫，即簽寫“屬實”，轉入檢法定刑程式；如果想喊冤，則可以翻供。

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動進入申訴程式：移交給本州的另一個法院，重新開庭審訊。

錄問的用意在防範冤案、錯案，因為在庭審中，推勘官完全可能造成冤獄，例如使被告人屈打成招。

所以宋人堅持在庭審之後、檢法之前插入了一道“錄問”的程式。

刑案未經錄問，便不可以判決；即使作出了判決，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論處。

像是宋哲宗年間，開封府右軍巡院審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案子審結後上奏哲宗，哲宗“詔特處死”。

因為結案時未經錄問程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議：“不惟中有疑惑，兼恐異時挾情鞫獄，以逃省寺譏察，非欽恤用刑之意。請今後獄具，並須依條差官審錄。”

最後，哲宗只好下詔，重申錄問的程式不可省略，今後司法機關如審判不走錄問程式，以違制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