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說了這麼多關於古代科舉考試的事情，我們還得要說說它與現在公務員考試之間的聯絡。

其實說到底，現在的公務員考試，本質就是科舉制的迴歸與昇華。

要知道“公務員”一詞最早出現於855年《諾思科——屈維廉報告》中，由英文civiservant或civiservice轉變而來，原意為“公務員”或“文職服務人員”，是指事務官，即脫離政治爭鬥影響，擔任實際行政事務的可永久任職的工作人員。

早些年前當我國建立起現行公務員制度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發明文官考試製度的古老國家，反而需向歐美學習借鑑。

中國的科舉制度流傳到歐美，又從歐美迴歸中國本土。

當然，這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回到了起點，而是一種全新意義上的昇華。

追源溯流，中國科舉制度被介紹到西方並引起有關人士的重視在16世紀。

西方文獻中關於科舉制的最早記載見於葡萄牙人克魯茲的遊記，他於1556年來華，成為到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士。

1569年，克魯茲所撰《中國遊記》出版，內裡說到中國官員“由考驗其學問而後產生”。

1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岡薩雷斯·德萬多薩所著《偉大的中國》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科舉制度的內容和方法，此書被譯成多種文字，廣為流傳，激起了歐美人士對中國科舉制度的關注。

英國是最早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英國在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過程中對中國的科舉制度也最為關心，從570年至870年，以英文出版的介紹中國科舉制度的書就達70多種。

《文學考試製度》、《中國札記》、《中國歷史與現狀》等都極力稱揚科舉制。英國於793年、816年及以後，多次派外交使節到北京實地考察中國的科舉制度。

比起西方的貴族等級制或君主賜官制等選官制，科舉制無疑具有其優越性，當時在西方人心目中，以考試選官體現“機會均等”的原則正合乎資本主義啟蒙時期“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體系。

科舉制的平等精神受到啟蒙思想家的高度重視，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一批哲人都曾讚賞過中國的科舉制度，伏爾泰對科舉制進行了高度的評價，他曾經說。

“人們很難想象還有比它更好的政府——這個政府的成員只有經過幾次嚴格的考試才能被錄用。”

法國重農主義經濟學家奎奈甚至直接主張歐洲引進中國的科舉考試。

即使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在西方的聲望已一落千丈，但科舉制還為西方人士稱道。

像是1847年英國人麥杜思在倫敦出版了《中國札記》一書，還強烈呼籲建立向全體臣民開放的競爭性的考試製度，從而提高英國行政官員的素質和水平，他認為中國國脈所以能歷久不衰，完全是因為有一個用賢使能的政府。

由於文官制度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的趨勢，以及中國科舉考試的啟示，西方國家在9世紀前後紛紛建立了文官考試製度。

事實上，西方國家借鑑科舉制度來建立公務員制度是從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的，600年東印度公司獲許建立，1829年，東印度公司開始實行公開考試選拔文職人員。

英、美率先進行改革，效仿中國科舉制，建立了獨立於政黨之外的政府官員的“考選制”。

1855年英國政府開始推行文官考試，並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規化。

由於英國國勢強盛，所實行的文官考試製度又較系統並卓有成效，因而成為其他歐美國家效法的榜樣。

875年法國的文官考試系統基本形成。

布魯奈特利認為“法國的教育確實建立在中國公開競爭考試的基礎上，而且透過競爭考試選拔官員的做法無疑來源於並且效仿了中國。”

1883年，美國也建立了文官考試製度，並於1893年使其完備。

科舉制度西傳歐美，各國結合本國國情，化腐朽為神奇，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

西方的文官考試吸取了科舉制的合理核心，即考試的平等競爭原則和擇優錄用方法，而捨棄了科舉考試空疏無用的經義文章，考試“限於那些有知識的部門，這些部門是英國紳士們所向往。

可能吸引注意的——如歷史、法學、金融和商業以及語言等等，而被考慮在列的則應該是那些畢業於牛津或者劍橋文科的高材生。”

考試科目多為數學、法律、政治、國際關係等與各種文官職位密切相關的學科學問，以英國為例，英國文官考試以牛津、劍橋大學的課程內容為標準。

被選者應有開闊的視野和通盤考慮問題的能力，避免了中國科舉考試中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弊端。

美國的文官考試則帶有實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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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文官考試製度的建立，意味著西方政治體制中官僚政治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