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六月又下詔：“元昊刺事人自今獲一人者，賞錢百萬，補班行；其容匿者，家長斬，妻子配流；所在失覺者，重劾其罪。”

慶曆元年1041年）十月詔：“令捕諜人之在京城者。”

熙寧八年1076年），“詔：‘外國刺事人，令都亭驛、開封府密遣人跡捕。告獲一人，賞錢千緡，仍與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與酬賞。’時北人泛使將至，慮有奸人竊覘中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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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宋政府所發出的詔令來看，京城一帶應該是外國間諜活動頻繁區，知制誥王存就對此表示過擔憂：“遼人覘朝中事頗詳。”

那麼，為了防止外國間諜的刺探與破壞，作為負責皇城警備的皇城司毫無疑問的要肩負起搜捕外國間諜，保護國家安全的重任。

真宗時期，皇城卒曾“告賈人有為契丹間諜者，捕系皇城司按劾”。

仁宗天聖三年1025年）“東上合門使、會州刺使王遵度領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賈人張化為契丹間諜，即捕系本司獄，所連逮甚眾”。

可見，皇城司不僅擔負著刺探外國間諜的職責，還擁有直接緝捕、鞫獄的權力。

皇城司的對外監察，主要體現在陪同外交大臣出使外國。

兩宋時期，除了對外戰爭頻繁之外，國與國之間使者往來也極為頻繁，為了刺探對方的情報和監視出使大臣，防止他們洩漏本國機密，導致政治被動，皇城卒理所當然的擔負起了陪同任務。

一般大臣出使，身邊都會有皇城司的人相隨，人數為兩人。

“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

蘇轍在其《欒城集》中也記載了此事，“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櫳官”。

這種政策還一直延續到了南宋。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年）曾下詔：“應差生辰正旦非泛輩使並接送伴官，合差國信所指使譯語親從官，及皇城司親從官，並仰依祖宗舊法，聽審使副問答語言及見聞事件，兼覺察一行人，務於令整肅，可剳與主管往來國信所，今後遇差奉使等官，令檢坐條法指揮官報，常切遵守，毋致滅裂。”

在這份詔書中清楚地指明瞭親從官的任務：伺察奉使使副的言行，防止他們的舉止過失和洩漏國家機密。

乾道以後，則完全繞開了朝臣直接以幹辦皇城司擔任接伴金國使臣職務。

“乾道元年）十一月三日，詔吏部侍郎陳天鱗假禮部尚書，幹辦皇城司宋直溫假保康軍承宣使，充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副。自後接伴同此”。

在今人的研究中，對於皇城司陪同外交大臣出使的職掌，多是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是宋朝對外軟弱退讓，以消極防禦作為國防方針的表現。

同時，也說明了皇帝對於大臣的極端不信任。

不過這種說法雖然有其可取之處，但是，作者菌認為並不盡然，除去這種做法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它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朝統治者強烈的情報保護意識。

讓皇城卒與大臣共同出使或接伴，並非是某一皇帝的心血來潮，而是出於政治、軍事安全的考慮。

如遼興宗時，向宋索要關南之地，宋朝政府為此特地遣富弼使北進行交涉，並授以五書，各書所載增幣數額不同，富弼留二書於宋境雄州，只持三書前往契丹，但由於遼國事先知道了富弼持有三書的資訊，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富弼“徐出一書，遼人意未厭，復出一書，至於三，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遂從約”。

這裡探得富弼持有三書的人，應該是遼之接伴使。

在遼方佔主動的情況下，出使的結果是宋朝歲增幣二十萬予遼國。

同宋使負有刺探對方情報的職責一樣，對方的使臣也同樣肩負著刺探情報的重任。

《遼史》記載：“耶律虎古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為備”，後“宋人果取太原”。

可見，大臣在出使或接伴的過程中，如果稍不謹慎，就有可能洩漏國家機密，對國家的政治、軍事行為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嚴重者還可能造成無法估量的後果。

因此，為防止情報外洩而採取一些措施是很有必要的，派遣皇城卒偕同出使、接伴的目的就在於減少或避免以上情況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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