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雖然法國、德國比較早期就吸收了中國科舉制的精髓而建立了他們的文官考試製度，但是還是較不穩定和正規，對其他國家影響也較小。

而英國在16世紀處鼎盛時期，號稱“日不落帝國”，它於1855年以後所實行的文官考試製度又較系統而卓有成效，因而後來被其他歐美國家和日本等國所仿效。

因此英國成為中國科舉制度對歐美文官考試製度影響的典型國家和重要中介。

也難怪孫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中說“英國行考試製度最早，美國行考試製度才不過二三十年，英國的考試製度就是學我們中國的。中國的考試製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像是斯當東爵士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中寫道。

“中國的考試據說永遠公開舉行。監考人員以及到場的長官和地方官員不許存一點偏見私心。”

“舉子得參加筆試及口試兩種，這一點同英國大學考試製度有些近似。”

“錄取的人不止於取得一個科名，而且是做官的必要途徑。”

“即使考試落第的人，只是由於他參加了考試，有助於社會文化，也可以取得從事若干職業的身份。”

“這種考試製度對社會上所有階層的人都是公開的和平等的，沒有人被排斥在這種機會之外。”

“但事實上富人子弟受教育的機會比窮人子弟多，自然錄取的機會也比窮人子弟多。”

“雖然如此，有些天才的窮人子弟還是可以透過這種制度脫穎而出。”

“至少有這種可能性對窮人來說就是一個安慰。”

“官的權勢是由自己的功名得來的，這也增加官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

“除非考試官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有學問和才幹的人是有一定的保證的。”

“除非有特殊原因使人不顧一切鋌而走險，這種制度對維持社會秩序是有利的”。

他讚揚了中國的科舉制和中國政府。

英國人麥杜思在中國封建制度已進入晚期，科舉選士這一政治制度也已嚴重腐朽、凝固僵化了的19世紀中葉，在他撰寫於1847年間的《留華札記》中，仍極力主張西方國家仿行中國的“公職競爭的考試製度”。

他高度讚譽“中國的國脈之所以歷久不墜，純粹地完全是由於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於能起用賢能有學問的人。”

對於麥杜思對科舉選官制度的這一評估是否具有科學性，當然還要作具體分析和進一步的研究。

實際上透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國家管理人才也不都是最優秀的人才，讀書人中的精英豪傑也未必如唐太宗所標榜的“盡入吾彀中”。

誠然，即使在現代社會，也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哪種人才選拔制度能夠確保這一點，毫無遺漏地把所有優秀人才“入彀”，為國家所用。

要求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完全做到“野無遺賢”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角度審視，麥杜思的評估是有道理的。

應該說在英國有著一大批中國的崇拜者。

其中密迪樂最為持久並幾乎是狂熱地鼓吹實行中國科舉制，他堅持認為“中華帝國之所以長治久安，其原因僅僅是也完全是因為它有個只提拔德才兼備者的好政府。”

他強烈呼籲建立起向全體英國臣民開放的競爭性的考試製度，從而提高英國行政官員的水平，並促進大英帝國的團結。

而英國人約翰遜更認為“知識和顯赫是一回事，升遷是品德和能力提高的結果。”

科舉制使任何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學識和才具取得官職，即使皇親國戚也是這樣。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英國學者強調的不是中國科舉制的具體實施的細節，而是合乎人類社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核心和競爭的精神，這就是考試製度，公開競爭。

一般學術界、教育界人士都認為，英國18世紀開始實行的考試製度是直接模仿中國的。

《大英百科全書》就曾指出“在歷史上，最早的考試製度出現於中國。它用考試來選拔行政官員(據公元前1115年的記載)，並對已經進入仕途的官員實行定期考核(據公元前2200年的記載)。”

至於對美國的影響的話，要知道美國的文官制度是在英國文官制度的基礎上，經過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來的。

但仍有詳盡的證據表明美國文官制度受到了中國科舉制的重要影響。

比如美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後，聯邦政府任用官員的制度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從華盛頓總統到亞當斯總統，任用官員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的品格。

第二時期是從傑克遜總統到1883年，任用原則是“政黨分贓”。

第三時期是從1883年現代文官制度確立以後，任用原則是“競爭擇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