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繼續前文那個話題，關於榷賣，其實都已經簡單的說過了，在北宋前期，朝廷在淮南、江南東西、兩浙、荊湖南北、福建七路地區都實行過榷賣制度，特別茶葉，其中有交引法和貼射法兩種。

所謂的交引法，就是在淮南的蘄、黃、廬、壽、光等地官府設定十三個山場負責茶葉購銷。

這幾州產茶之民每年既要向官府輸納名曰“茶租”的歲課，還要以茶折稅，餘下的茶葉亦得全部賣給山場，官府給他們的報酬是預支的所謂“本錢”。

同時在淮南之外的其他六路，官府也設定了很多其它的山場，但並不向園戶預付“本錢”，而場是在園戶輸租折稅後～“餘則官悉市而斂之”。

收集過來後，官府再把茶葉分別運送到設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口的六榷貨務。

至於商人販茶的話，必須先到京師榷貨務交納現錢或金帛實物，換得提貨物憑證性質的“交引”。

換取到後，再到六榷貨務十三山場兌取茶葉，轉向各地售賣，當然，也可直接到十三場入納錢帛，“計直予茶如京喧師”。

自太宗雍熙年間始，宋朝在西北大量駐軍，“切於饋餉～多令商入芻糧塞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癧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茶炱及顆末鹽。”

這樣，一手控制茶葉資源，一手換得入中糧草，中間“以茶引緋走商賈”，成了北宋交引法的主要運作方式。

為此，國家頒佈了一系列嚴酷的律條禁止園戶隱匿茶葉及商人私販，如“誶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鬻者，沒入之，計家其直論罪”。

又因福建生產的臘茶質優而價高，故“臘茶之禁尤嚴於他茶，犯隕者其罰倍”。

至於所謂的貼射法的話，也就是官府不再預給園戶“本錢”徵購茶葉，允許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

官府原先賣茶獲得的“淨利”，由商人貼納。

例如舒州羅源場中等茶，官府原給園戶本錢25文一斤收購，賣時56文，一斤淨利為31文，現在商人從園戶處買茶後，必須運到山場按斤數向官府貼納淨利後方可出外販賣。

官府“給券為驗，以防私於售”，此券便是貿易許可證。

貼射法在東南榷茶期間只短時間地代替交引法穿插實行了幾次，這是因為地域有限，所以大多隻行於淮南，因此北宋東南榷茶制度還是以交引法為主。

到了熙寧七年，宋政府基於同西北少數民族進行茶馬貿易的需要，又開始在川陝進行榷茶交易。

像是官府陸續在成都府、利州、梓州路及京西路的金州等產茶之地設買茶場47處，向園戶預付“本錢”徵購所有茶葉。

這是因為官府要把一部分茶葉運到陝西供買馬場買馬、賣茶場銷售，使得陝西的茶葉市場幾乎完全被官營壟斷。

至於另一部分茶葉，官府在買價的基礎上加收2—3分“茶息”批發給商人，商人還得交納茶價的110買取交易許可證“長引”，然後只許在四川範圍內貨賣。

可見川陝榷茶之法與東南地區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官營領域更廣。

榷茶制度在茶葉生產和流通之間橫插上一道官營的環節，切斷園戶與商人的有機聯絡，使得介乎生產和消費之間的茶葉流透過程分成了兩個階段。

官府的經營，並沒有結束茶葉的流通，它所把持的只是茶葉流通的第一個階段，即把各地園戶生產的茶葉從分散狀態統一收購集中起來，倒賣給商人。

茶葉流通的第二個階段的任務，即把茶葉再銷售到消費者手上，則是由商人完成的。

官府在它所把持的第一個階段裡，採取“凡茶入官以輕估，其撿出以重估”也就是低價向園戶買茶、高價向商人賣茶的手段獲得了鉅額茶利。

而買賣差價，同樣是商人賺取利潤的不二法門，因為若轉販到北方地區，“以至散於夷狄似，其利又特厚焉”甚至“利嘗至數倍”。

這兩個階段可以說是環環相扣，靠嚴酷的法律得以維持，使官府和商人比肩攜手聯合充當了茶葉流通領域的經營主體。

商人必須向官府入納錢、物才能購得生利的茶葉，官府也只有靠向商人售茶才能得到豐厚的利潤。

正如林駉所言“榷溱茶之法，官病則求之商，商病則求之官，二法之立，雖曰不能無弊，然彼此相權，葚公私相補，則亦無害也。”

包括葉清臣更明確地說榷茶是“刳剝園戶，資奉商人”。

因此，在北宋榷茶制度之下，官府和商人首先結成的便是相互依賴、相互利用，共同剝削茶葉生產者、消費者和運輸者的夥伴關係。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看，宋代的各類商品中，茶葉是流通空間跨度最大的商品之一。

茶葉產地在宋代基本全集中在秦嶺、淮河以南，而銷售市場則主要是汴京等大中城鎮，特別是北部、西部周秘邊少數民族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