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需要說明，因為遼朝是一個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國，在這個草原帝國之中，漢人的人口數量佔據了大多數。

而為數眾多的漢人廣泛的參與到了契丹社會的各個方面，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產生活等方面的不斷進步，同時生活在遼朝的漢人，因此，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風的浸染，從而在社會組織，經濟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表現出了與中原漢人截然不同的面貌，這也就是所謂的漢人胡化。

的確，就是漢人胡化，因為就像前文所說，大家都知道，遼朝是一個以契丹為主體，以漢族為多數的多民族國家。

大量遼屬漢人，在遼朝統一政權的作用下，與其它北方民族共同創造了燦爛的遼代文明，從而為遼代的中國北方地區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意義深遠的歷史貢獻。

但是與此同時，生活在遼朝的漢人群體，在長時期的統一王朝大環境之下，也不免受到胡風浸染，高度胡化，呈現出不同於中原漢人群體的獨特風貌，也就是作者菌剛才所說的漢人胡化。

簡而言之，漢人胡化就是指數量眾多的遼屬漢人透過統一的遼朝政權的作用，在社會組織，經濟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逐步地融入北族社會之中。

遼屬漢人集中聚居區域一是遼西和遼東所在的契丹本土地區，二是太宗朝從中原地區整體劃歸的燕雲地區。

由此，從地理學的角度上觀察，這兩個區域位處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歐亞草原的東端，這一帶自古以來就是世界東西文化匯萃，中國南北經濟交融的文化交錯區域。

早在周秦之際，這一帶屬於北方戎狄集團和東胡，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與中原華夏系統民族錯居雜處地帶，打從這個時期開始，生存在這一地帶的早期漢人，就在社會生活，文化形態等方面，浸潤沾染上了濃重的胡風。

像是魏晉隋唐以降，這一帶先後成為鮮卑，粟特，突厥，回鶻，契丹等北方民族馳騁縱橫歷史舞臺，此問生存於遼西，遼東，晉北和幽薊一帶的漢人在經濟形態，生活習俗和思想觀念等方面，更是深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全方位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說來，遼屬漢人的胡化傾向，可謂與生俱來，源遠流長。

既然遼屬漢人有著如此深厚的胡化淵源，當他們以各種原因成為遼朝屬民之後，遼朝特有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環境，無疑會進一步促進他們在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習俗等方面的快速胡化。

大家知道，契丹民族素以狩獵騎射為業，終遼一代，以契丹為代表的北方民族，對本民族傳統的射獵畋漁生涯始終樂此不疲。

這樣的生活環境和社會氛圍，使得相當一部分入遼漢人淡化了原來的傳統生業，逐漸的習慣於氈毯廬帳，與馬牛雜處，居無常處的生活模式。

而隨著漢人生活方式的改變，在他們的文化，習俗中也逐漸糅合了大量的北族因素。

這部分漢人當中尚武的氣息濃厚，多精通騎射，如韓知古家族中就有“善騎射而敦詩書“的韓匡嗣，“便騎射而成性“的韓瑜等。

還例如耿氏家族中的耿崇美，不但“善騎射”而且通曉“北方語”，耿知新“善騎射“，“自孩幼習將相藝，識番漢書”等。

當時有相當數量的漢人都取契丹名字，根據韓匡嗣墓誌，在韓知古的十一個兒子中，最小的兩個兒子一個叫圖育氏，一個叫唐兀都，其名字都不是漢名，均為契丹名。

《耶律元佐墓誌》中載，“(元佐)生一子，小字度刺，漢兒小字藥師奴”。

韓知古的第六代孫韓敵烈的墓誌就直接用契丹小字書寫。

但其實在遼朝早期，入遼的漢人在習俗上與契丹人還是有著很大的差異的。

遼初漢人張礪曾經自契丹逃歸中原，被契丹騎兵截獲押還後，太宗問其南逃的緣故，張礪回答說“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

雖然南北風俗的差異並不是張礪南歸的主要原因，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契丹人與漢人之間飲食衣服的巨大差異是確實存在的。

但是到了遼代中期以後，這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宋朝事實類苑》中記載韓木巳，作為遼朝的使者出使宋朝，期間竟然“嫌朝服太長，步武縈足，復欲左衽。”

可見契丹境內的部分漢人已經習慣於穿胡服。

曾經多次出使契丹的蘇轍在《出山》一詩中說“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這描述的就是遼中京境內漢人的情形。

蘇頌《和晨發柳河館憩長源郵舍》詩中也記載了相似的情況“山谷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鮮佩純綿.服章幾類南冠系，星土難分列宿躔.安得華風變殊俗，免教辛有嘆伊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