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唐律疏議戶婚》中就規定雖無服，但輩行高於自己如“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姻。”

至此以後中原的漢人視這種婚嫻為小正常的行為，在儒家的道德觀念之下更是可恥的。

但是這種異輩之間的婚姻存北族社會卻源遠流長，而且算是十分普遍，如契丹的九位皇帝中就有四位皇帝(世宗，景宗，聖宗，道宗)與他們的皇后不是同輩人

於是，在強勁的契丹社會大環境下，高度胡化的部分漢人在婚姻習俗上受到了北方民族的影響，與契丹人一樣視此種異輩之間的通婚為平常之事。

包括遊牧民族傳統的“搶婚”也現在遼屬漢人的婚俗之中。

在遼金時期流行於燕雲地區節日“放偷”，在《契丹國志歲時雜儀》和洪皓《松漠記聞》捲上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即在正月十六這天，縱偷一日作為娛樂，偷盜的內容既可以是物品也可以是女孩子。

“放偷”之日過後，雙方會共同飲酒慶祝，若偷盜的內容是女孩子，則成就一對姻緣。

文惟簡在《虜廷事實》中對於這種“偷盜女子”的行為有更為詳細解釋“至有室女隨其家出遊，或家在僻靜處，為男子劫持去，候月餘日方告其父母，以財禮聘之。”

由此可見“放偷”一俗應是源於北方遊牧民族中的“搶婚”習俗

這種婚俗是中原漢人無法想象的，但是在幽燕地區卻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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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收繼婚，離婚，改嫁等中原漢人視為禁忌的婚俗也在遼屬漢人中出現。

由此可見，經過遼朝二百多年的胡風浸染，遼朝境內的漢人高度胡化。

這種胡化是從內到外，由表及裡的變化。

他們以遼人自居，自身的民族意識比較淡薄，其最典型個案例證便是韓知古家族在有遼百年發展過程中與遼朝興亡的體戚與共。

受北方強勁胡風的影響，遼屬漢人形成了獨特的文化，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漢人，可以很容易的與中原漢族相區別。

特別是到後來的金元時期，這一地區的漢人均被稱為北人，以與中原漢人相區分。

並且契丹境內高度胡化的漢人，在不同的時期透過各種渠道參加到契丹政權之中。

這部分漢人雖然在政治上處於從屬地位，但是憑藉著其較為發達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優勢，迅速成為鞏固契丹政權的中堅力量，並在很大的程度上改變了契丹社會的風貌。

也正是遼屬漢人活躍於契丹社會的各個階層，才使得遼代社會呈現出胡中有漢，漢中有胡的獨特風貌，從而打破了周秦漢唐以來長城南北隔閡的局面，長城於此時失去了其原來的意義。

可以說算是在契丹的統治時期，中國的北方社會實現了南北的交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雛形開始形成，這也算是有一定的益處吧，畢竟是推動了民族之間的融合，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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