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要知道土司制度既是一種政治統治制度，又是一種經濟剝削制度，它是在適應奴隸制和農奴制分散統治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

就先之前說的，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在它的初期和中期曾有過進步性，例如在推動南方各民族社會經濟發展中起過一定的作用。

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後期，隨著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其落後性和腐朽性開始暴露出來，特別是到17世紀末其腐朽落後性越來越暴露無遺，成為南方各族社會發展的障礙，最後走上了崩潰滅亡的道路。

土司制度發展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由於各地土司長期在一地自恃雄長，世有其土，世有其民，世有其政，在各自的轄區內獨斷專橫，成為稱霸一方的統治者。

而權利慾的不斷膨脹，生活上的日漸驕奢，自然對境內的土民在政治上實行殘暴壓迫，經濟上採取殘酷掠奪，強暴恣橫，為所欲為，充分暴露出土司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動性，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肆虐土民，因為土司利用對土民的人身依附關係，暴縱，作威作福。“土司殺人，不請旨，親死不丁憂”。

明代雲南永北人劉彬曾寫道“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戶子女為其所欲，苦樂安危，唯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兒戲，莫敢有諮嗟嘆息於其側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於父，必得於子孫，且數信蓗。故死則死耳，莫敢與較者，嗟此夷民何辜而罹此慘”。

藍鼎元對貴州土司的殘暴有過深刻的揭露“苗民受土司茶毒更極，可憐無官民禮，而有萬世奴僕之勢，子女財帛，總非本人所自有，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縛而殺之，其被殺者之族，尚當斂銀以奉土司六十兩、四十兩不等，最少亦二十四兩，名曰玷刀銀。”

有的地方曾改土歸流，但“土司輦賂關稅，又復改還土屬，丁壯舉家屠戮，妻、子沒賣為奴，其他土部不得不吞聲飲泣、忍受摧殘”。

土司還將土民當牲畜看待，動輒將土民買賣、轉讓或贈送。

李心衡說四川土司“其有規避徭役，不遵土司飭遣者，例最嚴酷，籍沒其家，將其人並家屬分賣各部落為奴”。

又如唐崖土司覃鼎夫人田氏在遊玩峨嵋山時，將隨身帶去的百餘名婢女，若家奴一樣，沿途擇配，隨意送人。

土司生活糜爛，宴會有女歌舞，“官舍下鄉，令民間婦女歌舞侑觴”，雲南百夷(傣族)土司“上下僭奢，雖微職亦系銀花金銀帶”，土司“每出入，象馬僕從滿途”。

土司如有嫁娶，土民則3年不敢婚姻。

“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生女有姿色，本官輒入，不聽嫁，不敢嫁人也”。

甚至有的土民結婚土司還要享受初夜權。

土司還私設公堂，嚴刑摧殘土民更是司空慣見，“有事控於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雖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

其刑法重罪者皆斬，其餘刑法有宮刑、斷指、割耳，即土司所謂的“蓋奸者宮，盜者斬，慢客及失期會者割耳，竊物者斷指”。

土民往往冤屈受此酷刑，且無處申訴，或有上訴者，土司必派人中途追殺之，因此土民只好忍氣吞聲，受其踐踏。

還有就是超經濟強制剝削。

要知道土司對土民的剝削，即超經濟的強制掠奪到明末清初已經發展到極為嚴重的地步，土司肆意苛索土民亦為常事。

土司往往藉口向中央王朝繳納錢糧(差發銀)漁肉土民，如烏撒土司按規定只向王朝激納錢糧不足300餘兩，而土司取於土民者卻百倍，“一年一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

土民所輸丁糧較漢民的多出10倍。

1725年(雍正三年)雲貴總督高其倬奏雲南姚安土府土知府於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以進京費用為名，派索馬銀5000兩，土民拿不出，土司便令土目持械強迫土民寫賣契，以充馬銀。

土司還在各村設立土巡檢，名義是經管地方，實際是暗察各土民、財產、子女，“任意取攜，派累百端”。

土司利用身為轄區內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將土地劃分為莊田和份地(勞役田)，強迫領種份地的土民(農奴)無償為上司耕種莊田，同時土民還要為土司提供各種雜役。

如廣西土民要為土司提供禁卒、仵作、吹鼓手、畫匠、裱匠、柴薪、馬草、針線、管水溝、管廁所等雜役。

雲南車裡土司向土民索取的雜役有106種，諸如為土司抬轎、划船、打旗、養象、養馬、做飯、挑水，甚至要為土司家死人哭喪和為土司削大便棍都被列為應服勞役。

土司還利用特權肆意苛索土民，如貴州冊亨的岑、陸、依、王、週五姓土目對土民的苛索達10餘種之多。

土目過生日，婚喪嫁娶，生子滿三朝，蓋房子，甚至土目的兒子上學、應試等一切費用，從金銀、油鹽柴米到雞、鴨、豬、酒，全部由土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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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土官、土目向本地土民額外苛收的物品有棉花、苧麻、黃豆、藍靛、辣椒、雞、鴨、鳥、野獸等，苛派雜役之多，有如牛毛。

此外土司之間和土司內部仇殺侵擾也嚴重影響著土民們的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