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代設“站赤”(驛道)與全國各地溝通，但將貴州地域納入四川、雲南、湖廣三行省。

中央王朝在這裡推行土司制度，實行“漢夷兼治”之策。

參用少量流官，土職“以番夷酋長為之者實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

至明代，土司制度發展到鼎盛。

對土司領地採取“土流兼治，軍政分管”的方針，設衛囤兵對土司進行交錯控制，逐漸強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

但三省都把這裡當作邊地任由大小百餘土司以領主制世襲統治。

從戰國、秦漢到元末，長達1780年，貴州就有上千年處於中央王朝開發圈之處，長期處於主流社會之外，分合無定。

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是很難與發達地區及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聯絡，加上自然條件處於劣勢，八山一水，又有落後的社會結構及生產關係，社會和經濟發展長期滯後，發展緩慢，相對封閉保守。

明王朝建立，朱元璋認識到“那個三不管地帶，恰恰是頭等經營大西南軍事戰略要地。”

穩定西南，才能鞏固全國統一大局。

他的著名軍師劉基(號伯溫)認為“江南千條水，雲貴萬重山，五百年後看，雲貴賽江南”。

為明代千秋基業著想，他們施行了“改土歸流”的民族政策，1382年初，徵南勝局在握，朱元璋下旨成立貴州都指揮司，分兵沿幹線建立衛和所。

都使司相當省軍區，我們貴州，邁出了建省第一部。他

派他內弟馬燁駐鎮今天貴陽為首任都使司，代以流官統治尋藉口，與水西土司首領著香過招，但奢香為民族利益忍辱負重，千里迢迢，赴南京告御狀。

在土官與流官矛盾無法調和的情況，朱元璋作了智者選擇“奢香歸附，勝過十萬雄兵”處斬了馬燁，流官的人頭成了貴州初開省級建制的祭品。

但明王朝改土歸流政策必定還要施行。

1413年3月3日永樂皇帝詔誥天下“今設貴州布政使，列為第13個省。”

貴州以一省的名分列入中央王朝視野。

永樂帝以流官組建了布政司——省政府，同時派出五萬虎狼之師嚴陣以待，借思州、思南兩個宣慰使的之爭，採取斬首行動，兩個宣慰使被斬首，兩個宣慰使被斬首，兩個宣慰使被廢除，地盤設八個府，府機關全由流官組成。

土官掌權被廢除，由流官當政。這

是改土歸流的突破，也是開端，在此基礎上，建貴州布政司——省機關，按朝制設左、右布政使(相當於高官)全由流官組成。

次年，司法監察機構按察使司配置完畢，省一級建制基本完備。

1600年明末平播之役是繼永十一年平定兩思土司之爭建立貴州布政司之後，明代調動八省24萬兵力分八路圍剿播州土司楊應龍而進行重大的改土歸流事件。

是官、土兩方矛盾已達白熾化程度，非大戰不足以平息的唯一選擇，是流官制與土司制的大決戰。

決戰的結果顯而易見，這是一場非均衡的戰爭。

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明王朝是正統，戰爭的政治目的是維護國家的統一，反對割據和分裂，以利於人民安居樂業，順應民心，政治上處於絕於優勢。

楊應龍舉旗反叛，破壞社會穩定，造成國家動亂，人心背向，政治上處於絕對劣勢。

平播之役的勝利，為改土歸流的政治變革掃清障礙。

僅僅兩年，貴州全面進行了“改土歸流”政治變革。

清代改土歸流，重點是治理“苗疆”(即黔東南少數民族聚在區)，將過去尚未設流官的少數民族地區納入統一行政建制。

結合“改土歸流”將原屬四川的遵義府和烏撒府劃歸貴州，從此確定了現今貴州的境域。

“改土歸流”打破了一個個土司割據的壁壘，建立起如同內地一樣的府州縣，將長期盛行的封建領土製推毀，把土地和人民納入國家“戶籍”使眾多的少數民族群體融入社會主流圈內，從而使貴州社會經濟向內地靠攏，加快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改土歸流”順應歷史潮流，具有社會進步意義，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歷史變革，但姍姍來遲，它革除了人身依附關係，解放了生產力，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它的土地受人民承種，極大地促進農業和其他相關經濟的發展，它使文化教育進入一個新發展時期，出現了“三千舉人，七百進士”盛況，清代還出現了“三狀元一探花”打破了二千多年來貴州無狀元的零紀錄，對社會的發展帶來積極結果，“改土歸流”是貴州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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