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宋代諸路之中，轉運司路在北宋時分為5等，有輕重、遠近之別。

大約即如元佑二年(1087年)文彥博在論及官員差遣除授次序時所說，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成都府路次之，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兩浙路又次之，兩廣、福建、梓、利、夔路為遠小。

至徽宗朝，設京畿路，又在三路之上。

南渡後，不再分等，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與南宋時三路、京東路、京西北路已失，川峽四路又因戰時不可事事遙制，而置四川安撫制置使、總領所等要職，成都漕已無復昔日之重等因素有關。

以至《方輿勝覽成都府》條言“成都路漕置司成都，憲置司嘉定，而漕不及憲”。

至於提點刑獄路則無路分輕重遠近之別。

時提舉常平司已廢，紹聖時(1094年1097年)始復，其路分當同於提刑，亦無路分輕重遠近之別。

宋於一路置帥司與漕、憲、倉等監司，因此一路軍政主官應不少於4員。

實際情況是，北宋時，諸司除帥臣由一路首州知州兼任為1人外，其它如漕司則往往是兩員並置，三路甚至多達3至4員。

提刑司則多是文武兩員，而倉司亦置1至2員。

因此，實際上，北宋路一級軍政主官常多達5至7員，而南宋時，則要少些。

轉運司，“紹熙(1190年1193年)以來，使副、運判不雙除”，一路始置1員。

提舉司，不少路分由提刑司官員兼領。

因此，一般只有3至4員。

漕、憲、倉三司，作為路級監司，負有“分部按舉”之責，須互分州縣，遍巡所部。

轉運、提刑司按部兩年1周，提舉司按部則1年1遍。

因此，景佑元年(1034年)五月與皇佑三年(1051年)十一月，兩次申命，“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廨宇同在1州，非所以分部按舉也，宜處別州，仍條巡察之令以付之”。提舉司後置，亦用此意。

從實際設定看，多數路分的倉司與漕、憲兩司同州，但亦有不少另置於他州。

如河北西路提舉司置於定州，兩浙路初設時置於蘇州，江南東路則始終置於池州。

甚至一些路分轉運使副兩司亦不在同1州。

如京東漕，景德時(1004年1007年)分治於廣濟軍與青州;梓州路兩轉運司也曾一度分治於梓、遂兩州。

路級諸司不在同1州內，除了出於“分割事權”這樣1種考慮外，應與便於巡按、行政有關。

宋朝一路監司為就近便，“歲以所部州縣，量地遠近互分定，歲終巡遍”。

如江南東路，漕司置於建康府，憲司置於饒州，倉司置於池州，理宗時，救恤災傷放稅，真德秀即建議，將江南東路的州縣分成若干小區，“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常(當)責之安撫轉運司，寧國府、池徽州當責之提舉司，饒信州、南康軍當責之提刑司”。

由於一路的軍政機構分散在數州，因此，有重大議案，就須諸司至1地會議。

如河東路提刑司在太原，哲宗時，畢仲遊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說“比緣歲事，出至旁近郡，欲歸而得漕臺公移，會議役法，因徑到上黨，論有不決者，少為淹留。及歸太原，始得所賜教翰。”

因此，宋代的路級政區與政府實際上是複式合議制的高層政區與政權機構。

與前此歷朝單式一長制高層政區與政權機構迥異，是有宋一代在我國地方行政制度建設上的創新與貢獻。

所以宋朝是以轉運司為主體的地方行政體制。

因為宋代路級諸司之中，以一路首州知州兼任的帥司地位最為尊崇。

轉運司次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又次之。

宋朝官職有職、官、差遣之別。

由於差遣為治內外之事的實職，故時人“以差遣要劇為貴途”。

至於唐代以來的職事官，宋時已蛻變為寄祿官、階官，僅“以寓祿秩、敘位著”，故不為時人所重。因此，衡量路級諸司的地位，當以差遣高低為別。

宋朝差遣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大抵已有條貫。

仁宗嘉佑時(1056年1063年)，司馬光所上《十二等分職任差遣札子》，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實際運作的情況。

他是這樣劃分的“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

“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為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則於次等之中擇才以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