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郡縣徵兵制是以郡縣為單位，凡是達到服兵役年齡的男子，一般是15歲至60歲，都要服一定時期的兵役。

在緊急的時候，“悉五尺(13歲)至六十”均得徵發，有時成年女子也被徵發以助軍。

戰國時，為適應戰爭的需要，各國組建了數目不同的精銳部隊。

為保證這支部隊的素質，有些國還採取召募精壯入伍，再加以特殊的訓練的方法，如“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上述召募制是與普遍實行的徵兵制同時並行的。

其次是軍隊編制和兵種。

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軍隊的編制也有了一定的發展。

管仲組建齊國軍隊時，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為基本原則，以“卒伍整於裡，軍旅整於郊”。

為具體內容，把社會組織作為軍隊編制的依據，使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結合起來，即所謂“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裡，裡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

“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裡，故五十人為小戎，裡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這樣將地緣的行政的組織與軍事編管高度結合起來，可以使官兵之間、兵兵之間互知根底短長，可以人盡其才，有效地發揮互助和互相監督的作用，賞罰易於公平，這在當時對於鞏固軍伍、加強戰鬥力、便於管理，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

因此總體說來，基本上還是“寓兵於農”和“兵農合一”的編組形式。

以卒伍為基本軍事編制單位，是春秋戰國軍隊編制的共同點，同時，還有適合於作戰的戰鬥編制，如“戰車之制”。

通常以一輛戰車配備甲士10人，步卒20人，車上主力3人，執矛者居右，執弓者居左，御者居中，駟馬駕車，餘者為預備和護從。

春秋戰國時出現了許多新的兵種，如楚、吳、越等國有水軍，在一支船上配備弓、戈、戟、劍、盾等不同武器裝備的戰士和專門的划船手。

後來還發展起可以獨立作戰的騎兵以及專門攻堅的雲梯兵和彈石兵，增加了兵種，擴大了作戰範因。

這些兵種的“裝備、編成、編制、戰鬥和戰略，首先依賴於當時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狀況”，並且隨著戰爭經驗的豐富，繼續得到發展完善。

如秦國商鞅變法，以什伍為基本單位，實行連坐，“五十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

也就是說，以編伍配合軍功，並且實行連坐賞罰，以發揮每個編組的最大戰鬥力。

同時還進行軍事行政和管理。

因為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強了對軍隊的行政建置和管理，在每一級編制內都設有軍官主管軍事行政事務，以實行層層控制。

當發生戰事時，君主命將出徵，主管將領在一定程度上有指揮和管理所部的權力。

但是這種權力是很有限的，君主們總怕軍權旁落，總是儘可能把持著軍隊的調動部署權。

在戰國時，軍隊的調動以君主行文命令為準，並必須根據調兵的憑信——兵符行事。

兵符，亦稱甲兵之符或虎符，其狀為伏虎形，一分為二，以樣相合，上有銘文，右半存君主處，左半頒發給將領。

凡調動軍隊50人以上，必須有玉符會合將領左半符，並以文書指令為準。

所以，魏國信陵君救趙時，首先竊得深藏在魏王宮中的半個虎符，然後又假造文書才取得將軍晉鄙所率的8萬軍隊的指揮權，解了趙國之圍。

為了加強對軍隊的管理，各國還相繼建立了一整套軍事刑罰制度。

這套制度包括死刑、肉刑、財產刑、自由刑和流刑等刑罰等級。

根據犯罪的性質和情節輕重，在死刑中又區分為殺、戮、斬、梟首、車裂、滅族等不同種類。

肉刑則有鞭、抶、墨、貫耳等差別;財產刑也有贖、罰、沒等差別;自由刑有淪為徒隸、鬻其妻兒等差別;流刑有近、遠、邊、戍等差別。

此外，還有一套名目繁多、規定嚴格的軍事犯罪名目，形成特有的軍法體系，在軍事刑罰的執行上，上一級將領對下級軍官和士卒有權實行肉刑以下的處罰，然後報主要將領備案;死刑要上報君主核准。

在戰場上，統兵將領握有對一般軍人的生殺大權，可以執行斬首以下的死刑，對於地位較高的軍官，要押解回京，候君主裁決，對於戰敗、逃跑、叛變、降敵等嚴重犯罪者則可以就地處置，事後再報告君主。

這套軍事刑罰管理體系，在當時被認為是維持軍隊紀律、提高軍隊素質、保證戰爭順利進行所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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