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像是到了明末清初的翻譯高潮中，我國譯者以徐光啟、李之藻、楊遷筠、王徵、以及馮應京、李天經、瞿式耜等人，前三人被耶酥會人士稱為“中國聖教三柱石”。

徐光啟自是不必多說，很多人都耳熟能詳，是明末的一位大人物，字子先，號玄扈，死後諡文定，上海吳淞人，是著名的科學家，對天文、地理、農業、軍事都有研究，他的《農政全書》被認為明末發揮決定作用的著作。

而且他還受利瑪竇影響，加入了天主教會。

也正是在明朝末年的複雜政治形勢下，築就了充滿憂患意識的徐光啟的獨特科學視野，走上了一條科技強國的道路。

像是在1600年春，他在南京與利瑪竇相晤，認為利氏是“海內博務通達君子”。

為了科學興國，振興大明，他選擇了與利氏等傳教士合作，向他們學習科學知識，翻譯他們攜來的科學書籍，“以裨益民用”。

而他所翻譯的作品中，最有名的當數他與利氏合作的德國數學家克拉維斯編詮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卷，真的算是為我國的數學寶庫添一明珠。

他還著有《幾何原本雜議》，主持並參譯《崇禎曆書》，與西人合譯《大測》、《測量法義》等數學作品，以及天文學、軍事等各個領域的多種著作。

此外不至於此，除了科技方面，他還譯過許多西方哲學作品。

例如1624年他曾參與〈靈言蠡勺〉的翻譯。

史學家陳垣認為該書“博辯奧衍，玄妙新奇”，“說理最精，亦最難譯”。

徐光啟從事科學翻譯的目的就是想在當時開展一個以科學化為內容的學術運動，來推進我國的科學發展，所以他的翻譯都強調“實用”。

因此陳福康將他的翻譯思想總結為兩大特點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當世”;二是抓重點，抓“急需”，並能從哲學方法論角度著眼。

他在《幾何原本雜議》中反覆強調“此書為用之廣，在此時尤所急需”。

在科學研究中，他首先重視西方數學的嚴密，理論和邏輯體系，他認為“科學發展的最主要的環節—“度數之學”的功用和地位。

他說，科學家掌握了“度數之學”，猶如工的掌握斧斤尋尺“，就能夠“明理辯義，立法著數”，邁進科學的大門，從而“漸次推廣，更有千百有用之學出焉”。

所以他的翻譯立足於度數之學，漸而至天文、地理、軍事等等十個“旁通”。

而徐的翻譯思想精華還在於他對翻譯功能的深刻認識。

像是在崇禎四年正月的時候，他在奏呈《歷節總目表》中指出翻譯西書宜分輕重緩急，循序漸進。

在此呈奏中，他還講到“臣等愚心以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

可見翻譯不僅僅是溝通文化間有互的語言之媒，而且從政法意義上講能夠傳授科學思想和致勝法寶，有助於弱小民族的強盛。

是以包括到了後面晚清時期的知識分子都依然強調西書翻譯，“師夷長技以制度”，將翻譯與富國強民的大事業聯絡起來。

至於李之藻的話，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字我存，又字振之，號涼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他同樣是明代的天文學家，而且同樣與利瑪竇交情匪淺，在利瑪竇留居北京期間，李之藻曾與其交往密切，共同鑽研西方數學、天文學、地理學、以及哲學，邏輯學等。

他與利氏等人合譯《渾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圜容較義》、《乾坤體義》、《寰有詮》、《名理探》等，並且和徐光啟一樣，受利氏規勸，受洗禮加入了天主教會。

並且需要說明，李之藻譯書選擇仔細斟酌，不落俗套，選外國獨有，以利“吏治民生”。

他曾和利氏合作翻譯《同文算指》一書，內容是西方初等數學知識，徐光啟為該書作序中說“此書所述”大率與舊術同者，舊所弗及也;與舊術異者，則舊所未之有也。

到了1613年，他在該書序言中說，他翻譯此書不僅是“遐方文獻，何嫌並蓄兼收，以昭九譯同之之盛”。

更是“喜其便與日用”，為了“吏制民生，陰受其蔽”。

可見，李之藻同樣是位有遠見卓識視野開闊的科學家，對於翻譯的社會功能，他早有深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