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甲午戰爭的失敗不僅刺激了維新派的變法運動和思想改良運動，而且不定期孕育了一場文藝改良革命。

因此梁啟超沿著黃遵憲、魏源、龔炎武、王夫之等發起的詩界革命之路，努力推行改良的新詩體和白話文體，同時提出翻譯西方小說，特別是政治小說，倡導小說界革命。

1898年12月23日梁氏在《清議報》上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政治小說最早源於英國，代表作家為兩度出任英國首相的迪斯累理和曾任英國議員的布韋爾——李頓。

他位的近20部政治小說被譯成日文，併成為日本一度走紅的翻譯文學作品。

他不僅界定了政治小說的概念、來源。

而且他還在《清議報》上開闢了“政治小說”欄目，創始並提倡翻譯政治小說，強調小說為政治變革和社會性前進服務，他還身躬身實踐，翻譯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十五小豪傑》前九回、《世界末日記》、《俄皇宮之人鬼》譯過化的《渣阿亞、《志安》、《哀希臘》等。

同時在《清議報》上還發表留日學生周宏業翻譯的《經國美談》，為中國近代小說翻譯拉開序幕。

此後有林紓翻譯的各種小說，周桂笙、包天嘯等翻譯的偵探小說、教育小說，以及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翻譯的科學幻想小說等等。

不斷迭理於中國近代文藝舞臺，形成了中國近代翻譯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包括還有林紓，幼名群玉，後字琴南，號畏廬，自號冷紅生，晚稱蠡翁、踐卓翁，福建閩縣(今福州)人，同樣是我國近代著名文學翻譯家和文章名家。

康有為曾做詩“譯才並世數嚴林，百部虔初救世心。”讚賞林紓自幼敏而好學，習古文，練文章，有著紮實的古文功底，為以後的翻譯奠定了基礎，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林氏的仕學之路不得意。

失意之餘，他開始與人合譯小說，卻因此使之名垂青史。

林紓的翻譯可以從實踐，形式與文體、翻譯主張，影響幾個方面來歸納

林紓的第一部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刊印於1899年，該書的原著是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譯本一經問世，立即風靡清末文壇。

當時林紓正經喪妻之痛，為了解脫痛苦，他與留法歸來的王壽昌(子仁)合譯起小說來嚴復說“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這一成功激發了林紓的創作熱情，之後，他又翻譯了《黑奴天錄》(《湯姆叔叔的小屋》)、《伊索軒渠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即《共凡赫》、《魯濱遜飄流記》、《海外軒渠錄》即《格列佛遊記》)、《塊肉餘生述》(《大衛科波菲爾》)、《賊史》“中國知識階級，接近了外國文學經典，不僅開闊了中國人的文學眼界，使得“中國知識階級，接近了外國文學，認識了不少的一流作家，使他們從外國文學裡去學習，惟促進本國文學發展。”

而且他也因譯作之多，成為我國近代翻譯本方小說的第一人。

據統計，林氏在此後25年裡共譯了11個國家98位作家的163種作品(未刊印的有18種)，總字數在一千萬字以上，其中著名作家有英國的莎士比亞、司無特、笛福、狄更斯、斯威福特，法國的促馬父子、雨果、孟德斯鳩;美國的華盛頓、歐文、斯托夫人;西班牙的塞萬提斯，俄國的托爾斯泰，等等。

鄭振鐸在《林琴南先生》一文裡指出“??我們統計林先生的翻譯，其可以稱得較完美者已有四十餘種。在中國，恐怕譯了四十餘種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現在還不曾有過一個人呀。所以我們對於林先生這種勞苦的工作是應該十二分的感謝的。林氏譯作做為一種文學“媒介”，遞接了許多中國現代作家與西方文學的姻緣，如周作人、魯迅、郭沫若、茅盾等等。

林紓的譯文主要與人合譯而成。

要知道林本人並不懂外語，他的譯作多由懂外譯的口譯，他自己筆錄而成。

據統計，與林氏有合作口譯的近20人，其中以王壽昌、魏易、陳家鱗等比較有名。

林氏有深厚的古文進行二度創作，語言流暢，表達極其生動，錢鍾書認為其譯作要某種程度上勝過原作，常常讓他陶醉其中，流戀忘返。

林氏常常根據自己的喜好刪減原文，增加自己的語言，在“信”和程度上與原文相離甚遠。

林紓是古文家，他的朋友們稱其能用“古文”來譯外國小說，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裡指出“古文”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術語，自唐以來，尤其在明、清兩代，有特殊而狹隘的涵義。

並非一切文言都算“古文”，同時，在某種條件下，“故”也不一定跟白話對立。

林紓譯書所用文體是他心目中認為較通俗、較隨便、富於彈性的文言。

它雖然保留若干‘古文’成文，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詞彙和句法上，規矩不嚴密，收容量很寬大。

小主，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更精彩！

意想不到的是，譯文裡包含很大的‘歐化’成分。

好些字法，句法簡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的古文家‘筆達’，卻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