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女真族興起後，明政府在開原、撫順對內各地設互市場所，每日或隔一兩日交易，人數常達到幾百人。

明政府用布、絹、緞、鹽、米、鐵鍋、農具、耕牛等來換取女真族的馬匹、人參、東珠、豹皮等土產。

另外，明朝政府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與亞非各國發展經濟文化交流，特別是鄭和七下西洋及亞非各國的使臣、商人來華貿易，輸入異國的思想，使儒家傳統的重義輕利和崇本抑末的觀念受到衝擊。

明清時期，以某些大城市為中心的貿易網路逐步建立起來。

到了清代前期，工商業更集中在江南及東南一帶，包括長江流域及運河流域一帶。

長江流域的著名大都市有武昌、南京等，以及東南地區著名工商業中心城市蘇州、杭州。

並且城市內的商業區還突破了城郭的限制，一直擴大到城外。

城市的變革更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總的來說，明清時期城市商業繁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的商業和南方相比，不如宋代繁榮，南北之間已開始出現了新的不平衡。

公元1421年，自明成祖遷都至北京，北京便成為明朝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像是在14881505年間，北京人口達到66萬；而到1573—1619年間，北京人口便發展到百萬左右，成為當時北方最大的都市，其商業的繁盛程度超過了前代。

明代北京城內有三百六十行，店鋪林立，南北貨雲集，而且城內的商業區發生了一些變化。

比如正陽門外一帶成了北京的一個商貿中心。

正陽門大街以東有果子市、鮮魚口、瓜子店，以西有珠寶市、糧食店、煤市街等；東四牌樓附近有豬市大街、小羊市、禮土衚衕驢市衚衕）；西四牌樓附近有馬市大街、羊市大街、粉子衚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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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前三門正陽、崇文、宣武），尤其是正陽門外一帶商業最為繁榮，許多有名的店鋪設在這裡。

大街上有許多供批發用的專業性的市場，如米市、豬市、羊市、煤市、花市、菜市、果子市、缸瓦市等，交易時間主要在早晨。

此外還有定期開放的燈市和廟市。

清末，原來的鐘鼓樓商業區，已沒有了往日的繁榮。

但這時候夜市和曉市非常熱鬧。

北京的果子市，每逢瓜果桃梨大量上市時，通宵達旦營業。

在曉市裡買賣的舊貨，上至文物古玩、金銀首飾、舊書古畫、木器雜項，下至破衣、舊鞋、碎銅爛鐵，應有盡有，交易方式是明看貨，暗議價的方式。

但曉市上真貨較少，多是贗品，好的商品少，低劣的商品多。

有的商品來路不明，所以這裡的曉市又叫“鬼市”、“黑市”。

後來，這種交易遭到市司的查禁，從此曉市便消失了。

在天津也是這樣，夜市多是小販在馬路旁擺攤設點，影響市內交通，所以，清末民初，天津出臺了整頓路政的四條辦法，規定曉市與夜市的時限，曉市從黎明到上午十點止。

也就是夜市從晚六點開始，到十一點半鐘結束。

並且在天津估衣街口一帶，向有曉市，每日早晨黎明起至十點鐘以前止，均是肩擔擺攤販，賣乾鮮糖豆零物等小民，貿易謀生，歷經年久，貧民是賴??專恃此等曉市養生者為數不少。

可見“向有曉市”，“專恃此等曉市養生者為數不少”，都說明曉市和夜市已不是偶然開設的，而是普遍現象，已成為“日市”的延長和必要的補充。

城市市場早已不是“日中為市”，也不只有日市，而是由日市、夜市和曉市共同組成。

清朝以後，上海縣城的市容面貌發生很大變化。

東門、南門內外除商肆市場外，各種消費娛樂設施也接踵而起，茶室酒家引來大量腰纏萬貫的豪門財主。

嘉慶時有個叫施潤的曾這樣吟詠過此地：“一城煙火半東南，粉壁紅樓樹色參。美酒羹餚常夜五，華燈歌舞最三春”，就頗為生動地勾劃出了處於封建社會末期上海縣城一角的興隆景象。

同時，上海是座極富盛名的港口城市，與海內外有著密切的商貿往來，迅速發展成為長江中下游乃至全中國的經濟樞紐。

清朝嘉慶年間，東門、南門外的黃浦江岸街巷稠密，頗負盛名的洋行街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