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劉基詩歌較著名的是長篇神話詩《二鬼》，用被天帝遣放人間的管理日月的結臨、鬱儀二鬼，隱喻自己和宋濂，曲折表現在朱元璋牢籠猜忌下壯志難酬的苦悶。

全詩想象豐富，風格雄渾，頗具浪漫色彩，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至於高啟的話，字季迪，號青丘子，長州人。元末隱居不仕，入明後任翰林院編修。

不過可惜的是，也正是因為他性情疏放，不拘禮法，所以在洪武三年，朝廷任命他升任戶部員外郎時，由於他堅辭不就，便被朱元璋以“不為君用”等罪名腰斬於南京，年僅39歲，留有《青丘高季迪詩文集》。

但不管怎麼說，高啟還是主要以詩名世，他與明初詩人楊基、張羽、徐賁都是吳人，人稱高、楊、張、徐為“吳中四傑”，就像“初唐四傑”王、楊、盧、駱一樣。

而實際上，需要說明，其實高啟在詩歌方面的成就遠遠高於其他三傑之上，《四庫全書總目?鳧藻集提要》說高啟“詩才雄富”，“為一代巨擘”。

因此在《大全集提要》中說：“啟天才高逸，實據名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

“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縟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啟實為有力。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熔鑄變化，自為一家。”這樣評論大致是不錯的。

而且高啟詩歌眾體兼長，歌行、律詩，無不運用自如。

像是著名的登臨懷古之作《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描繪長煙落日中的大江壯景，頌揚南京的江山形勝，感慨歷代成敗興亡，特別充溢著對國家統一、民生安定的喜悅。

詩中開闊的境界，宏偉的氣勢，深沉的感慨，配合著鏗鏘的聲韻和長短錯落的句式，讀來真有驚風泣雨、波卷瀾翻之感，與李白的七言歌行有神似之處。

此外還要給大家說一下臺閣體與茶陵派，這可以說是明朝相當著名的兩大流派。

首先是臺閣體，所謂臺閣體是指明初永樂、弘治年間在上層官僚中形成的一種詩風。

以其主要代表“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都是臺閣重臣而得名。

“臺閣”指尚書檯和翰林院，三楊在明初均以大學士輔政，有太平宰相之稱，其詩文多是應制、題贈、頌聖的內容，詩風乍看雍容典雅，安閒和易，實則陳陳相因，空虛浮泛，給詩歌創作帶來了極為有害的影響。

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在明初臺閣頹風瀰漫的百年中，唯一不受影響、一枝獨秀的詩人是著名的民族英雄于謙。

大家別笑，這裡說的于謙，不是說相聲的于謙，而是歷史上的于謙，而且曾經官至兵部尚書。

想當初英宗時蒙古瓦剌族入侵，英宗親率的50萬明軍被圍，英宗被俘，全軍覆沒。

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國不可以日無君，於是于謙毅然果斷擁立英宗弟弟為景帝，挽救了大明帝國的江山社稷。

不過可惜的是，後來景帝病了，被放回來的英宗復辟，以“大逆不道，迎立藩王”的罪名，將於謙殺害，終年60歲。

于謙的詩歌雖不如他的政治軍事功業那樣著名，但在臺閣體安閒沖淡的詩風瀰漫中，他卻能夠擺脫束縛，寫出言之有物、富於個性的詩篇，膾炙人口的《石灰吟》、《詠煤炭》都是借物言志之作。

例如《石灰吟》中的：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顯然是詩人堅定意志、堅貞節操、崇高品格的寫照，詩風清新剛勁，不事雕琢，語言質樸無華，明白如話。

而茶陵派的話，是指明前期成化、弘治年間以湖廣茶陵人李夢陽為首的一個詩歌流派。其成員有謝鐸、張泰、邵寶等人。

他們做詩強調宗唐法杜，著眼於音調、法度，具有從“臺閣體”向“前後七子”轉化時期的過渡的特點。

像是李東陽著有《懷麓湯詩話》一卷。

而前七子的話，也叫弘正七子，它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一個復古主義文學流派，其成員有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

先給大家說說李夢陽，此君號空同子，官至戶部尚書。其文學主張是：不滿宋人“理語”，推崇民歌“真情”：他認為“宋人主理，作理語”，正是導致宋“無詩”“古之文廢”的根源。

又說：“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