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就像前面說的，在他的影響下，女兒魯小姐也在曉妝臺畔，刺繡床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

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淚眼，怨他誤了自己終身。

匡超人出身貧困，原也還純潔樸實，用自己的勞動養活父母。

自從聽了馬二先生的“勸導”後，逐漸熱中舉業，後來得到李知縣的賞識，追求功名富貴之心更熱切了。

為了府考，竟丟下重病的父親。當他考取秀才後，就在杭州與那批鬥方名士鬼混，選文章、騙飯吃。

還跟潘三一起，假刻圖章，短截公文，設計代考。

以後又到京城攀高結貴，拋棄原妻，還恬不知恥地說：“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又何妨!”就這樣，

可見作者透過一連串人物活動，揭示了八股文、科舉制度怎樣使一些樸實的年青人，逐漸墮落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變成了忘恩負義的無賴。同時作者對科舉制度的抨擊，雖然只限於揭露其弊端，還沒有認識到這種制度的反動本質是為統治階級選拔忠實的奴才，從而象後來的吳敬梓那樣，根本否定這一制度。

但需要說明的是，他對那些只以功名利祿為念而醉心科舉的人物，是有所認識和批判的。

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在考試之後的醉臥中，夢見自己中了進士，殿試為翰林，便“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

於是大呼長班，長班稍稍來遲，他便驟起撲打，結果摔倒在地。

並且作者用這個醉夢的境界有力地嘲笑了這類土子。

像是《續黃粱》中的曾孝廉在高捷南宮之後，聽見術土說他有宰相之分，便興高采烈地說：“某為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為參、遊，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於願足矣。”

後來在夢中作了宰相，卻變成一個無惡不作的權奸。

作者最後也用地獄懲罰了他，並說：“聞作宰相而忻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

相反，作者對那些不肯向科舉制度低頭，不屑“易面目圖榮耀”計程車子，則給予熱情的讚揚。

《賈奉雉》中的賈奉雉“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

後來他“戲於落卷中集其葛冗氾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竟中經魁”。

可是當他回頭來看這些文章時，卻“一讀一汗”，自覺無顏見人，終於“遁跡丘山”而去。

賈奉雉的入山，說明作者對科舉制度的絕望，卻還找不到當時士子離開科舉之後的出路。

這在《羅剎海市》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羅剎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而形貌又是以醜為美。

因此十四歲便有文名而又面目姣好的馬驥在這裡被看作“怪物”。

而與羅剎國相反，在作者所幻想的“海市”裡，馬驥被視為“賢才”，“文學士”，得到龍君的賞識，拜駙馬都尉，名噪四海。

作者於篇末悲嘆道：“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彼陵陽痴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正說明這幻想的破滅。

《聊齋志異》的再一重要主題，是揭露現實政治的腐敗和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殘酷壓迫。

這類作品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具有更高的思想價值。

還有如《促織》是揭露封建統治階級壓榨人民十分典型的一篇。

由於皇帝愛鬥蟋蟀，以及地方官的媚上邀寵，胥吏的藉端勒索，遂至“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

成名一家便是這無數受害家庭中的一個。成名因為買不起應徵的蟋蟀，受盡官府的杖責，奄奄待斃。後來歷盡艱辛，捕得一頭，卻不幸又被兒子不小心弄死：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出。

未幾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屍於井。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大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默然，不復聊賴。

這就是“天子偶用一物”造成的悲劇。

後來成名的兒子復活，魂靈化為一隻輕捷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一家被毀滅的命運。

這隻蟋蟀獻入宮中後，得到皇帝歡心，撫臣受名馬衣緞之賜，縣宰也以“卓異”上聞。

這不僅進一步揭露了封建壓榨的殘酷，也充分說明了那些官僚是怎樣飛黃騰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