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京都雖不及北疆酷寒之地, 但空氣也漸漸開始變得冰涼起來, 郊外屬於王公貴族的農莊連城片, 到處都是金黃的顏色, 離收獲的時辰還差了幾個月, 田野間清清靜靜，只有綿延不絕的蛙鳴鳥叫聲與巡視的農夫們作伴。

託老天的服，大齊這一年人禍雖不斷, 到底沒遇上什麼天災, 該刮風刮風該降雨降雨，不旱不澇, 就連種了半輩子地的老人們都連連感嘆老天爺的慷慨，盼望著迎來盛秋季節的豐收。

不僅一年勞作到頭的百姓們盼著今年家裡面能多些餘糧, 戶部頭頭腦腦們的眼睛也盯著農戶們的莊稼地不眨眼, 盤算著今年若是個好收成，是不是竄戳聖上找些名頭加收一些賦稅上來，也好為空了大半的國庫佔點地方。

自雍和帝登基以來，大齊連年徵戰, 南北蠻夷叛亂時有發生，軍費眼看著一年比一年高, 百姓的賦稅徭役卻沒怎麼漲, 國庫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幹癟下去，往往一年的稅賦剛剛入庫，三省六部各處武將的腳就已經把戶部的門檻踢斷，糧草銀子在國庫往往過不了半月, 就會被分發殆盡。

雖然靠著祖輩留下來的基業暫時倒也撐得過去，但即使是雍和帝也知道長此以往不是個辦法，現在國庫的存糧不及登基時的三分之一，皇帝的私庫更是早就能跑老鼠了。

如果再找不到辦法為朝廷增加收入，不出半年，恐怕就不得不動用應急用的平倉糧，來給大臣和軍隊發餉銀了。

雖說如此，由於生産水平的限制，大齊百姓的生活過得並不好，大部分人即使是豐收年份也不能保證一年到頭都吃飽肚子，更別說朝廷每出兵一次都要增發額外的徭役稅賦，底層百姓早已是疲憊不堪，雍和帝對此心知肚明，朝中上下也沒有誰糊塗到要冒著激起民變的風險竄戳雍和帝繼續增加賦稅。

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商人們的生活卻依舊沒什麼改變，趁著叛亂走私違禁物品大發國難財的不在少數，就算老實守法，商人們所需要繳納的賦稅與農民工匠無二，所擁有的錢財基數卻大大不同，徭役也往往都是僱了窮苦人家的孩子充數，反正官府只需要能徵發到足夠的人數，至於貨對不對板，沒人願意細細追究。

如此大環境下，像李文柏這般找地方官員抱大腿的商賈雖多，但願意響應朝廷號召，為雍和帝排憂解難者卻屈指可數，朝廷鼓動商戶們為征討大軍捐款捐糧也是響應者寥寥。

再者，商人遊走在大齊各地，常年居無定所又不受戶籍所在地影響，不僅極其難以管理，還成了可能會造成不穩定的極大隱患。

商人逐利，朝廷財政一年比一年困難，陷入“仇富”情緒的朝廷大員們自然就看上了商賈這群待宰的肥羊。

抑商，一是為了增加作為國之基石的農民的數量，也是為了從商人們鼓脹的腰包中為朝廷多掏出些銀兩。

聽起來一舉兩得且百利而無一害，這也是雍和帝明知道民間反彈的聲音很大，卻從始至終也沒有明確表示過反對的原因。

不支援也不反對，由著王敦茹們折騰，若平安無事當然甚好，若民間反彈過大以至於激起民變，雍和帝恐怕會眉頭都不眨一下地把王敦茹推出去，同時以造反的名義對商賈們繼續打壓，對於當今皇帝而言，怎麼看都是種只賺不賠的買賣。

王敦茹一心為國，但一點也不蠢，當然知道此時必須穩定為上，絕不能讓商賈們擰成一股繩，必須加以分化和吸收。

所有，不得不說李文柏出現得正是時候，如果這個小商人家出身，在經商上又極有天賦，幾乎成了廣陵一霸的小家夥棄商從文，並且好巧不巧高中進士從此一步登天，那將會是朝廷豎立的絕佳典型，且如果在朝中有了商人出身的官員，商賈們對朝廷的不信任便會減少一些，推行新法的阻礙也將會減輕不少。

這個時候詆毀李文柏的名譽，將其打入塵土之中並不符合王敦茹一黨的利益，他們要的是一個聽話的“商”字招牌，李文柏現在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監生，從未明確表現出任何的不服管教，和武將走得太近也不過是先來後到的問題。

“所以，王相國根本無需忙著’先下手為強’，毀了師弟我。”深夜，李文柏換了件就寢比較舒服的絲綢軟袍，一邊看書一邊為端坐在茶幾前的顧文解釋說明。

“不是王相國，更不可能是賀老將軍和老師。”李文柏說，“朝中說得上話的也就那麼幾人，師兄就莫要考我了。”

顧文擔心小師弟，下了值特地跑來將軍府詢問情況，生怕自家這個看起來冷靜卻到底未及弱冠的小師弟做出什麼糊塗事來，沒想到面對的卻是李文柏頗為嫌棄的面孔。

“精彩絕倫，可以說是見微知著了。”顧文眼中光彩流轉，“常言道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師弟連腳都未曾跨進過朝廷，對朝中派系、國朝情形卻是瞭如指掌，看來師兄此前是小看你了啊。”

李文柏的眼角一抽，懶得回應這段明褒暗貶綿裡藏針的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