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初，百姓外出經商，必須先伸請“關券”，關券就是路引，實際上允許行商販運商品的營業許可證，申請“關券”需要向政府交納一定的手續費，稱之為“路引錢”，也就是營業執照稅，取得營業許可的行商販運商品到異地的銷售，路途經過關卡需要申報商品數量，繳納一定的關稅，販運商品到達銷售地後，商人也不能直接將商品在市場上銷售，而必須按規定將商品存入塌房、官府，交納塌房稅和免牙錢，獲得政府開給的完稅票據後，才能進入市場交易。在城鎮經營店鋪的坐賈，開店也要向政府申請“佔籍”，交納一定的“佔籍錢”，取得營業許可，才能開店，開張後，還要承擔兩種商稅，一為商品交易稅，按商品價格合計交易額，三十稅一，二是市肆門攤稅，就是根據店鋪型別固定繳納稅款。
三十稅一低嗎？
不低也不高，
因為有親友做生意，朱明忠知道，在二十一世紀零售業採用的小規模納稅人銷售貨物或應稅勞務同樣採用銷售額和應納稅額，稅額是3，反倒低於“不徵商稅的明朝”。
但這都是文字上的稅額，既便是在二十一世紀，稅務部門因為無法統計小商販的銷售額，所以無法按法律向商店、超市、飯店等市內店鋪徵收足夠的稅款，最終只能選擇，按門市固定收取，就一個店一個月多少錢。根據行業、規模不同，所納的稅款不同。
大明，同樣也是如此，所謂的“三十稅一”因為無法統計銷售額，使得收數微薄，徵稅苦累無功。
這也帶來了一個結果——實施“三十稅一”的比例“重稅抑商”的地方，很難收到稅款，因為官府不可能統計出城中店鋪的銷售額，而逃稅——這是商人的本能。
相比之下收市肆門攤稅，依據行業、規模不等，徵收稅金反倒更為現實。儘管徵收額度有限，且有稅吏中飽私囊的機會，但卻仍然可以收到一定數額的稅款。只不過，在明朝市肆門攤稅和交易稅一樣是常規稅，前者的額度極低，而後者因為難以統計，所以極難徵收。所以才有了宣德年間增加五倍市肆門攤稅一事，目的也是為了獲得稅源。
只是市肆門攤稅從店鋪規模到行業，與二十一世紀一樣，有太多的漏洞可尋，稅吏皆以市肆門攤稅中飽私囊，官員也以此貪墨，況且市肆門攤稅本身就不高，於戶部的稅收中被列入“雜賦”。
真正大頭的商稅是什麼？
是沿大運河以及內地重要關品設立的稅關征求的關稅——每年一百餘萬兩關稅。相比之下，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滿清的“關稅”才超過崇禎時期。
在得知這個答案之後，朱明忠自然失望至極，可再失望，也要想辦法充實稅源，最終，他把腦子動到了煤礦、鐵礦等礦產資源上。或許官府永遠不可能每個店鋪派一個稅吏監督經營，避免商人作假帳，少交甚至不交稅，但是卻可以透過對煤礦的產量進行估算，然後根據估算徵稅——這是90年代對小煤窯的徵稅的辦法。
這個辦法看似很粗暴，但是卻給江北帶來了數十萬兩的礦稅，更為大明帶來了超超過三百萬兩的稅金，一定程度上充裕了大明的財政。
“有江河的地方，確實可以透過江河運過去，可是如此沒有江河之便怎麼辦？比如像六安府，那裡的百姓就不需要煤炭嗎？”
雖說有些得意，可還不至於忘形，所以朱明忠仍然沒有忘記把大家請到大壩上來的原因。
“靠馬車？現在官道確實一直在整修，相比過去，運輸的成本確實下降不少，可即便是如此，運費仍然頗為高昂？用馬車將煤炭運到三四百里外的運費又是多少？”
如此反問之餘，朱明忠又繼續說道。
“別說是運出幾百裡，就是徐州各個煤礦，將煤運往碼頭時，不過區區數十里、十數里，運費就已經將各礦的煤價區別開來，水路確實便通，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水路可能，沒有水路的地方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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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陛下，水路行船、陸路走馬，古來如此，即便是運費略有增加一些，也沒有任何辦法可言。”
對於顧炎武的回答，朱明忠並沒有反駁，別說是這個時代，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紀，也是如此，頂多也就是多出飛機一個選項。
“水路行船，陸路走馬，確實不假，可是，這個走馬的方式，卻可以改變一下！”
恰在話聲落下的時候，黃河中一艘多槳帆船正快速駛過，朱明忠便指著江中的船說道。
“你看這多槳船，舊時江河極為少見，可現在卻很是尋常，因為它速度更，航行穩，所以才為商民歡迎，在水路如此，在陸路同樣也是如此，現在最大的四輪馬車已經可以裝載不下四五噸貨物，舊式兩輪大車，頂多運一噸貨，這陸上運輸成本下降又豈止一倍？這降低運輸成本的關鍵，還是在於交通工具，只要改進了交通工具，就能降低成本，當然，還有就是新的官道，現在行商願意走官道，就是因為官道平整，便於四輪馬車拉重貨，即便是交點過路費，也是合算的。”
過路費，這是大明新修官道的特點，那些整修一新的官道，借鑑後世高速公路的“先進經驗”——設立收費站徵收過路費，現在過路費，正在慢慢成為大明財政的一項重要收入。
“陛下莫非想造更大的馬車？”
張煌言不無疑惑的問道，但卻只看到陛下露出了一個笑容道。
“那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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