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紀,皇帝微服出巡還是可能的,畢竟在這個時候,沒有幾個人知道皇帝的相貌。就像現在,朱明忠的穿著打扮看起來倒更像是士紳,至於王夫之與普通學者沒有任何區別。
“孩子們現在還在上課啊。那我們就不打擾他們上課了。而農,你是我是大明的學政,你來說一說,這社學興於何時?”
朱明忠打量了一下週圍的環境,一邊走,一邊問道。
大明原本並沒有學政一職,只有提學御史,明制以御史提督兩京學校,員額各一人,萬曆末南京增設一人。其職任是提督兩京及直隸府州縣學。而朱明忠將其改為提督學政,由禮部侍郎兼任,在他的計劃中,未來的禮部的職責將會轉向教育。
“回公子,當年蒙元入寇數十年,令我中國士風日下、道德日衰,因此高皇帝於洪武二年下詔各地辦學,高皇帝曾曉諭全國“治以教化為先,孝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後於洪武八年諭旨中書省,“昔成周之世,家有熟,黨有癢,故民無不習於學,是以孝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孝化,宜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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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想了一下如此回答道,他選擇了一個最正確的回答——高皇帝舉辦社學的初衷,當然他也沒有忘記提及陛下。
“陛下之所以大興社學,亦是因為清虜入寇,致使我中國士風日是、道德日衰,為教化天下,掃盡韃虜之氣方才大興社學。”
這當然也是官方式的回答,也是一種必然,畢竟,無論是高皇帝也好,陛下也罷,都面臨著近乎於相同的環境,所以,他們無一例外的選擇了——教化百姓。
只不過,相比於高皇帝,陛下表現的更為激進,對於社學的普及更為看重,按照陛下的要求,大明必須要做到了一村一社,必須要做到“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使大明再次中興,才能掃盡天下的胡風。而為了實現朝廷的這一要求,地方主要透過鼓勵、誘勸及強制公眾子女入學的方式推廣社學。
也正得益於這種近乎強制性的要求,在短短的三年之間,大明才實現了全國大多數村落都建有社學,但是距離“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仍有一定的距離,不過在王夫之看來,最多再過三年,就會實現這一目標——在漕糧改為社師祿米的同時,朝廷以及官府也加大了對社學的投入,按照朝廷的計劃,今年和明年將會投入50萬兩用於在全國修建一萬五千所社學,每個社學都會有以6間正房為主體的教室以及六間側房作為社師的住宅和辦公場所、書館。現在大明對社學的重視,遠遠超過歷朝歷代,甚至超過了過去對科舉對士子們的重視。
“嗯,我大明之所以能一掃韃虜之氣,全賴社學,可而山你說,為什麼我大明的社學,會時廢時興,興而又廢,很難保持連貫性?”
透過窗縫,朱明忠可以看到社學中的學生年齡各異,不僅如此,他們學習程度不一,這也是社學的特點,因為社學之中往往只有一個社師。
“回公子,以在下看來,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難以保證辦學經費,朝廷和官府沒有專門的款項創辦和維持社學,很多社學校都是因陋就簡用廢棄的寺廟和官署辦成,如成化時南安知府張弼“毀淫祠,百數十區,建為社學。”,至於這二,就是朝廷雖然多次釋出詔令,但對社學執行的情況卻沒有建立相應完備的考核檢查制度,地方官員興辦社學缺乏具體的考察辦法,社學管理廢弛與否完全取決於官員對社學的認識。再者,社學的興廢對官員的政治前途影響並不大,所以很多地方官員即將此事視為末務,並不認真督率。”
王夫之的回答,讓朱明忠學以為然的點著頭,不過,他知道,這還不是最關鍵的地方,聽著教室內的學生的朗讀聲,朱明忠示意他說下去。
“至於其三最為關鍵,就是我大明社學偏重德育,重視教化,設學立師“非為教舉業,全為正童習……”
突然,王夫之就像是知道了答案似的,他口中的話語突然一頓,似乎已經明白了陛下為何帶來他來社學,並不是僅僅只是“突發其想”,而是想在社學,想於這裡告訴他,現在天下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對於大明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開恩科,施恩天下?
當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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