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叫應輝。他已經在德國生活了八年，可是就最近，他說他要回國了，不是回來探親或者回來玩玩，而是永久性的打算回來了。”

“哦，他為什麼打算回來？”

“他在德國做翻譯，他服務的那家翻譯公司這些年在中國的業務越來越多，今年就決定在杭州開一家分公司。他回來，名片上的title就從‘高階翻譯’變成了‘總經理’兼‘合夥人’，馬上實現從公司底層到公司高層的飛躍，他就決定回來了。”

“哦，那他是遇到了一個好機會啊。”

“前一陣兒我參加畢業十週年同學會，參加完我還感概，大學時的好朋友散的散找不到的找不到，感慨他在萬里之外的德國。結果幾天後接到他電話，他說他已經在杭州了。”

據說一九四九之前的幾千年裡，只要沒有劇烈的戰亂，絕大部分中國人一生的活動範圍，在以自己村子為中心，半徑幾十公里的圈子裡。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進入工業時代，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向錢與遠方……因為人均GDP在早期還不到位，走向詩與遠方的中國人規模不大……幾千年來的靜態格局被打破了。到了一九七八年後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人的遷移成為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遷徙洪流，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從小城市遷移到大城市，從西部遷移到東部。也有少部分中國人立志不辜負交通工具的改善，進行洲際遷移，從東方遷移到西方。

總之，大趨勢是從地球上人均GDP較低地區向人均GDP較高地區遷移。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開始出現一股逆流，越來越多像應輝這樣的海龜開始海歸，從人均GDP較高地區的歐美向人均GDP較低地區的中國遷移。

西湖邊上，應輝看著波光粼粼的湖水，想起自己剛剛加入的業餘足球隊，感慨這裡的生活比起德國的生活有意思了很多。雖然，這裡有人隨地吐痰，這裡有人過馬路不走斑馬線，這裡有人在飯店裡高聲喧譁。

應輝的辦公室和住所離西湖不遠，做為全國第一個免費開放的5A級景區，逛西湖幾年前開始免費，應輝上下班時，常選擇步行沿著西湖岸邊走一段。

“先生，能幫我們倆拍張合影嗎？”一個好聽的聲音打斷了應輝愜意的遐想。

應輝一看，兩個女生站在自己面前，“好啊。”

與在大學時不同，在域外歷練了八年的應輝，學會了在野外主動出擊的本領，應輝為女孩們拍完照片，把相機還給女孩時，也便搭訕成功了。應輝與兩個女孩子同遊西湖，然後成功地請她們一起吃晚飯。

兩個女孩一位是杭州人汪可心，一位是湖南人田靜，兩人是大學同學兼閨蜜，一年前才大學畢業，田靜出差到杭州，所以汪可心陪她逛西湖。汪可心的顏值是兩個女生中較高的，又是杭州本地的資源，應輝便把突破重點放在了汪可心身上。說來也巧，汪可心和田靜都是學英語的，汪可心正好在一家德國公司工作。

“原來你就是傳說中的海歸啊！”一起吃飯時，汪可心笑道，“怎麼在德國那麼長時間，又想通了回來報效祖國呢？”

應輝笑道：“說回來報效祖國呢，說實話真有些託大了。我回來的原因非常現實，一為身心健康，二為個人發展。”

“個人發展好理解，身心健康怎麼理解呢？”汪可心問，“我們公司的德國老外，說起他們德國可自豪了。”

應輝便把他在德國親眼所見的“一年至少瘋一個”的故事，進行了分享，最後說：“我覺得我再在德國呆下去，弄不好也會得抑鬱症。”

“這麼嚴重啊？”田靜感嘆。

應輝語重心長地說：“只有在國外長期居住過，才有深刻體會。”

汪可心笑道：“有機會我還想去德國呢，現在還完全沒有體會。“

應輝道：“打個比方吧。比如你到一家有錢的親戚家做客，人家很熱情邀請你去住一段時間，然後你去了。這親戚家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對你也客氣。但是，你會喜歡在這個親戚家常住嗎？”

汪可心道：“應該不太喜歡。”

應輝道：“因為親戚家畢竟不是自己家。你去了以後，不可能像在自己家一樣，回到家外套一脫，鞋子一扔，二郎腿一蹺，你很放鬆。別人對你再客氣，你始終是做客，你不可能像在自己家一樣很隨便很自在的。況且，德國還不是親戚，人家還沒有那麼熱情地邀請你。就算我們中國人生存能力強，比如說我拿了綠卡了，我也可以說和德國人是一家人了，但這是理！論！上！”

應輝說“理論上”三字，特別加重了語氣，“就好像法律上，你被抱養給了這個親戚，也算親戚家的兒子了，但還是不一樣。比如你在親戚家生活稍微有些不順心的事情，親戚家的人給你一點兒臉色，你心裡的難受，會像放大鏡一樣放大十倍。你心裡的感覺，和你在自己親生父母家裡絕對是不一樣的。”

田靜笑道：“原來，海外遊子在外面也挺不容易的。”

應輝道：“我在德國呆了八年，我有個高中同學更誇張，他到美國留學只呆了一年，學位沒拿到就跑回來了。你們沒聽說過這種事吧？但這就是事實。”

請兩個女孩子吃完飯，應輝又請她們去K歌。在一個KTV小包廂裡，應輝看汪可心和田靜兩個人對唱《如果的事》，心裡又感慨了一下：還是中國好啊！

在德國，大部分的妞都不能泡。泡德國妞泡不到，泡中國妞沒什麼選擇餘地，而在中國，可以用來泡的妞量太大了，在市中心的繁華地段，放眼皆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