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嶽同志十三歲時參加了長征的後半截，屬“紅小鬼”。到達陝北後一直在中央機要局做通訊員，經常往棗園的毛**住處送親收信件。有一次毛**不在，**出來代收，他還不幹，他向她強調“信封上寫著‘毛**親收’呢，還要在收到簿上簽字”。**當時表揚了他，說他年紀不大，組織觀念還挺強，爾後給他倒水喝、拿棗吃，說是“那你就在這兒等吧”。待毛**回來，**笑著跟毛**學說此事：我要替你代收他還不幹呢！**說，這個小鬼做得對。完了就在他的收到簿上籤上“毛**”三個字……

這個細節是一九七六年毛**逝世之後、“***”粉碎之前，孫嶽同志讓我代寫回憶文章時告訴給我的。

文章不久即在《海軍報》上發了。他挺高興，說這是他頭一回在報紙上以個人的名義發文章，“文章的後邊應該加個小括號，註明是你整理的呀！”我說寫那個幹什麼，又不是座談紀要。他有點過意不去，說是這有點不真實了，明明是你寫的，卻署著我的名字。孫嶽同志經歷光榮，但文化水平不高，講話念稿子常常大喘氣，將句子在不該斷的地方念斷了，比方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這樣的句子，他一般都要念成有心栽呀花花不開，無心插呀柳柳成蔭。

我所在的部隊是個科研單位，知識分子成堆，大都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名牌大學畢業的。一般領導到我們單位去作報告或講個話什麼的，要想讓他們說個好兒，難。有一次，一位地方上的女革委會主任去我們那裡作形勢報告，竟讓他們給噓下去了。而孫嶽同志那麼個讀法，卻沒人笑話他。這就與他的德高望重特別是他為人上的寬厚忍讓有關。他是我所見到的最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個外行領導。——他是我們部的政委，正師級。

當時，我們部隊有那麼幾個人經常辦些掉份兒的事，比方看電影的時候連一毛錢的門票也不捨得買讓查票的用手電筒給照出來啦，吃飯的時候明明買了三毛二分錢的菜可記賬的時候他記成兩毛三啦，本來是個連級幹部出差的時候卻冒充團以上首長住好房間吃好伙食讓人家給扣住啦等等，若人告到他那兒，他基本上都採取個別談話的方式，從不在大會上批評人。

我唯一一次見他在大會上批評人是因為這樣一件事：有一年一位上海籍的助理員去重慶出差，中間溜回上海給老婆伺候月子，超假二十多天。回來之後還說，他回上海是順便，之所以超假，為的是等當年的新糧。孫嶽同志知道之後，氣得渾身發抖，遂在連以上幹部大會上狠狠批評了那位助理員。他妙語連珠、連諷加刺，也不大喘氣了，聽上去還有點小水平。——一些紅軍幹部的水平往往是發火的時候才發揮出來的。

那助理員平時也愛貪點小便宜什麼的，人緣兒很一般。待處理他的時候，他單位上的人就巴不得處理得狠一點，比方給他個行政記大過或降他一級工資什麼的。事實上他們也確實給他報了個行政記大過。可部黨委開會研究的時候，孫嶽卻說，他有業務專長呢，還懂地球曲率什麼的，還是要注意保護他的積極性。最後定了個行政記過。當年幹部轉業的時候，他們單位又將那助理員給報上了，最後還是孫嶽同志將他的名字給劃掉了。

事後一些業務人員說，地球曲率誰不懂？如同歐姆定律一樣，那只是一個公式，又不是他研究的成果，這個也能成為減輕處分和不轉業的理由？有的則說，多虧孫政委是個外行，他要是內行，那助理員早給轉業了。後來有好事者，將此事彙報給基地首長，孫嶽同志就捱了批評，說他“軟懶散”，讓知識分子給唬住了什麼的，弄得他好長時間情緒不高，在樓後的小樹林裡接連唱了好幾次“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

那篇回憶毛**的文章發表不久，有一次孫嶽同志急燎燎地找到我說，哎，那篇文章裡邊提到**表揚了我，還有問題哩！我說有什麼問題？他就悄悄地告訴我說他剛看了個電報，“***”給抓起來了，我說這有什麼，她在延安的時候可不是“***”哩！他說，那也說明咱沒有識別真假馬列主義的能力呀！我說，那裡邊提到她要代收機要信件你不讓她收，這不正說明你有識別能力嗎？我知他特別能作自我批評，又建議他不要隨便作檢查，那麼一篇小文章，你不作檢查誰都不注意，你一檢查反倒提醒人家注意了。他說，怪不得寫文章的人容易犯錯誤，這玩意兒白紙黑字還真不能隨便鼓搗哩！說完即惴惴地走了。

後來，他確實也就沒作什麼自我批評，也很快調到更高一級的領導機關去了，弄了個副軍級。我那年轉業的時候，他還請我吃過一次飯來著，此後就再也沒聯絡過。

九十年代初，我到東北出差，順便回原部隊一趟。發現師一級的首長全都換了，與老戰友們說起話來，就特別懷念孫嶽同志，都說還是紅軍戰士真正尊重和愛護咱們吶！我也是那次才聽說，頭年孫嶽同志已經去世了，而他的孩子們都在一些效益不好的企業裡面當工人，沒有一個當兵或上大學，家裡也依然是三抽桌、黑白電視機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