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關於《鄉村溫柔》的故事梗概，《齊魯晚報》已經連載了，不少喜歡你的讀者也在打聽從哪裡能買到書，咱們先告訴一下讀者這本書是寫什麼的好嗎？

答：小說以第一人稱模擬主人公牟葛彰在沂河邊練講演，邊自語獨白，邊自我解嘲，說相聲似地嘟噥了三天（自然地形成了小說的上中下三卷），訴說了自己的家庭歷史和個人經歷。他小時討過飯，長大了外出打工，一次冒名頂替到建設兵團種地，又到無人過問的黃河灘頭墾荒和躲避階級鬥爭，經歷了不少艱難困苦，只是幾次不期而至的豔遇，給他不堪重負的生活增添了些許溫馨。最後在改革開放中就成了“農民七（企）業家”和“正邪（政協）委員”。還有他父母可笑可嘆的特殊經歷，以及沂蒙山釣魚臺村的家長裡短等等，共同構成了這部小說與鄉土共存的五味人生。我試圖以兩代人的遭遇、一個人的成長為線索，來描摹和呈現沂蒙山人的思維方式、生存方式及文化形態，以及它們形成的思想和情感依據。

《鄉村溫柔》選用的是農民的視角，“我”就是農民中的一員。農民那種刻苦耐勞、堅韌樂觀、善良智慧等傳統的民情民性，也是我想表現的，還有沂蒙山人的奉獻精神及其個性是怎麼樣潛移默化地形成的，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等等。

問：有評論家說這部長篇的出版，標誌著您營造的“沂蒙山世界”大功告成，是指什麼？

答：我最早的作品大都是部隊題材的東西，像《深深的海洋》了，《靜靜的海島》了，《一個人的海灘》及《那年冬天在島上》了等等，那是一束同類地域、同類題材的東西。八十年代初，我從部隊轉業回到我家鄉沂蒙山之後，有那麼兩三年我仍然沉浸在那樣的一種氛圍裡面。我不輕易轉移陣地。當我適應和熟悉了農村生活，排程起我關於童年生活的記憶的時候，我寫了《釣魚臺紀事》。此後就一直沒離開過釣魚臺，我差不多圍繞著釣魚臺經營了有十五年之久，那還不形成一個小世界呀？我理解評論家們說的這個特別具有個人色彩的小世界，首先是指相對固定的地域性，其次是與之共存的人物、精神、情感與話語的共同性。你一看就是釣魚臺出來的人，他們說著一樣的方言土語，有著差不多的思維方式等等、等等。比較成熟一點的作家都是有這麼一個小世界的。這個長篇也算是釣魚臺系列的一個小結吧，我以後估計還會寫沂蒙山，但不會再寫釣魚臺了，比方寫寫那裡的小縣城什麼的。我不輕易轉移陣地，但我會慢慢地轉。當然這又會是一外漫長的過程。

問：您筆下的這個小世界永遠都是那麼溫柔、溫馨，這部小說第十三章的開頭有一段牟葛彰的話，“我喜歡說一些美好的事物、溫暖的故事、輕鬆的話題，而極力迴避痛苦、殘酷、醜惡、尷尬之類的事情，我就是這麼個人，這與我的性格、心地及周圍環境的薰陶也有關。痛苦是肯定都有的了，誰沒痛苦？我只是不說”。有評論家說，這段話比較能代表作者的創作思想及審美情趣，您個人是怎麼看的呢？

答：我承認這段話是我自己的觀點，只是借用了主人公的口吻將它說了出來。作者在生活中所感興趣的及注意捕捉的，一般都是和他心靈相接近和親切的東西。這就形成了不同作家不同內容和風格的作品。當然，生活中並不都是喜劇因素，《鄉村溫柔》裡面也免不了要寫到一些“小沉重”，甚至是很悲慘和殘忍的事件，但我寫到最慘烈之處的時候，往往立即煞住或筆鋒一轉，以一種幽默、調侃、揶揄的喜劇手法，來沖淡和超越悲劇。這種對生活的處理，一方面與我的性格愛好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對生活重新審視的結果。歷史當然充滿著悲劇，但當這一頁被掀過去之後，再回眸這段生活，痛苦的程度往往要減輕，尤其在歷史開始了新的一頁之際，樂觀主義將使沉重的歷史迴歸為喜劇。所以馬克思說，人類能夠愉快地和自己的過去訣別。

我是一個理想主義、溫情主義和樂觀主義者。溫柔是一種品格，我追求這種品格。

問：這部長篇的敘事方式很獨特，是讓主人公在河邊準備講演稿的形式，在那裡自言自語，您為何要用這種形式呢？

答：我在部隊當新聞幹事的時候經常給部隊首長寫講話稿，寫得多了，我就琢磨著它是可以展開故事、抒發情感、表白心跡的，我們那時聽憶苦思甜報告和學習毛**著作的講用，有時聽著也挺受感動，遂將它移植過來當作小說的一種樣式了。

這種形式比較自由，用起來也比較得心順手。想想看，一個人蹲在河邊嘟嘟囔囔，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說大話，也可以竊竊私語地說隱私；他可以正說著過去，又倒過頭來說現在；還可以說著說著又想起了某人（記：你讓主人公不時地想起韓香草，又不徹底地作交待，就像有根線拽著一樣，特別吊讀者的胃口），挺來勁兒是不是？

這種形式就特別要求兩點，一是靠細節連綴，二是靠生動的語言。我欣賞這樣一句話，叫做作家靠作品活著，作品靠真實立著。那麼真實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靠細節。二一點，我對我的語言比較自信，憑我流暢而有味道的語言，就不愁吸引不住讀者。

問：讀您的作品，確實能體味到一種閱讀的快感，很流暢，也很幽默，您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

答：語言的問題，確實是我十分在意的一個問題，我主張文學語言要生活化，口語化，正像韻律並不就是詩一樣，語法也不是文學，語法規整的語言吸引不住讀者。我注意將一種方言、俗語、古文和時下流行的一些詞彙揉和在一起，形成一種樸素實在、自然流暢而又具有幽默調侃意味的現代文學語言，我覺得讀者是買賬的，是喜歡的。

我記得魯迅先生說過，作家的本事在於有些話你比一般人早說了一點，群眾還沒這麼說的時候你先說了，有點先知先覺的味道。可現在不行了，有些話作家還沒開始說的時候，群眾先說了，有時群眾說了你還不敢說，那麼作家的本事體現在哪裡呢？就在於你能將群眾的語言變成自己的語言。所以我比較注意向群眾學習，向生活學習。我語言中的那點幽默主要是來自生活，來自群眾。

我主張語言簡潔、生動。那麼，怎麼生動呢？就是多用動詞。比方，我說一個人表情很古怪，像急於解手而又找不著地方的那麼種表情，可能比別的說法生動一些。

還有一個語言節奏的問題。這本書裡我經常在一些成語裡面加了這個，比方熱情好這個客，憨厚朴這個實了等等，這首先是符合人物身份的，一個只上了兩年學的人，他猛丁說個新詞兒的時候還是要結巴一下或停頓一下的。還有一些口頭語，它本身好像沒什麼意義，但有助於刻畫人物。我比較注意保持語言的一種內在的節奏，如同我們走路，你按進行曲，按四分之二的拍子走路大概比較順溜，你若一會兒來一點四分之二的拍子，一會來一點圓舞曲，那絕對要亂套。讀書也是這樣，不講節奏的語言沒法讀，更享受不到一種閱讀的快感。

問：有報道說您是新鄉土小說的代表作家之一，你對新鄉土小說是怎麼看的呢？

答：我記得新鄉土小說的提法最早是《上海文學》先提的。九十年代初，我接連在《上海文學》比較重要的位置發了五六個中短篇，他們覺得我在寫農村題材方面還是有點特色，正好那段時間，還有幾個作家也寫了些類似的東西，就同新市民這樣的提法一塊兒提出來了。我覺得之所以叫新鄉土，當然還是與一般農村題材以及過去的一些鄉土小說有些區別，比方更加重視地域及民風民俗了，不太講究典型環境典型人物了，將一些大的政治運動推到背景當中去了等等。

我承認我是一個地域作家、鄉土作家、特色作家，我經過努力可以成為一個比較著名的作家，但永遠成不了大作家。不要太重視著名這兩個字，我家鄉有一種八寶豆豉就比較著名，但它再著名也只是一種鹹菜，跟滿漢全席之類的大菜遠不是一回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