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精神一怔，我看到了一個異樣的作品，表現了一個盡孝報恩的故事。與一般同類故事不同，這個佛家弟子是要幫助流亡的父母完成復國事業。我心中立即產生一種猜測，便俯身去看年代標示牌——果然，創作於“安史之亂”之後。

“安史之亂”，像一條長鞭，嘩啦一聲把唐代劃成了兩半。敦煌因為唐軍東去討逆而被吐蕃攻陷，因此，壁畫中幫助流亡父母完成復國事業的內容，並非虛設。

悲壯的意志刻在了洞壁上，悲慘的歲月卻刻在了大地上，赫赫唐代已經很難再回過神來。此後的洞窟，似乎一個個活氣全消。也有看上去比較熱鬧的場面，但是，模仿的熱鬧只能是單調。

在單調中，記得還有一個舞者背手反彈琵琶的姿態，讓我眼睛一亮。

再看下去，洞窟壁畫的內容越來越世俗，連佛教題材也變成了現實寫生，連天國道場也變成了家庭宅院，連教義演講也變成了說書人的故事會。當然這也不錯，頗有生活氣息，並讓我聯想到了中國戲劇史上的瓦舍和諸宮調。

唐宋之間，還算有一些呆滯的華麗；而到了宋代，則走向了一種冷漠的貧乏。對此，我很不甘心。宋代，那是一個讓中國人擁有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朱熹、陸游、李清照、辛棄疾的時代啊，在敦煌怎麼會是這樣？我想，這與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政權紛爭有關。在沒完沒了的輪番折騰中，文化之氣受阻，邊遠之地只能消耗荒涼。

到了元代，出現了藏傳密宗的壁畫，題材不再黏著於現實生活，出現了一種我們不太習慣的神秘和恐怖。但是筆觸精緻細密，頗具裝飾性，使人想到唐卡。

這是一個民族之間互窺互徵的時代，蒙古文化和西藏文化在這一帶此起彼伏。倒是有一個歐洲旅行家來過之後向外面報告，這裡很安定，他就是馬可·波羅。

明清時期的莫高窟，已經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記住。

四

當我在夜色中這麼匆匆回想一遍後，就覺得眼前這個看上去十分尋常的“小山包”，實在是一個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個博物館，也是半部中國藝術史，又是幾大文明的交會點。它因深厚而沉默，也許，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樣，興旺發達時什麼都好說，一到了衰落時期，一些爭奪行動便接連而至。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經成為白俄士兵的滯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裡支起了鍋灶，生火做飯，黑煙和油汙覆蓋了大批壁畫和雕塑。他們還用木棒蘸著黑漆，在壁畫上亂塗亂畫。

這些士兵走了以後，不久，一群美國人來了。他們是學者，大罵白俄士兵的胡作非為，當場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們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學溶劑把壁畫粘到紗布上剝下牆壁，帶回美國去。

為首的是兩位美國學者，我要在這裡記一下他們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學的蘭登·華爾納，一位是賓夕法尼亞博物館的霍勒斯·傑恩。

蘭登·華爾納帶回美國的莫高窟壁畫引起轟動，他非常後悔自己當初沒有帶夠化學溶劑，因此又來了第二次。這次他乾脆帶來了一名化學溶劑的調配專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裡大動手腳。

但是，他後來在回憶錄裡寫道，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極大的麻煩：

事態變得十分棘手，約有幾十個村民放下他們的工作，從大約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來監視我們的行動……以便有理由對我們進行襲擊，或者用武力把我們驅逐出境。

結果，他們只是拍了一些遺蹟的照片，什麼也無法拿走。化學溶劑更是一滴也沒有用。

後來華爾納在美國讀到一本書，是他第二次去莫高窟時從北京僱請一位叫陳萬里的翻譯寫的。這才知道，那些村民所得到的資訊正是這位翻譯透露的。陳萬里先生到敦煌的第二天，就藉口母親生病離開了華爾納，其實是向村民通報美國人準備幹什麼了。

為此，我要向這位陳萬里先生致敬。

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普通知識分子，加上幾十個他原先不可能認識的當地村民，居然在極短的時間內做成了這麼一件大事。對比之下，我看那些不負責任的官員，以及那些助紂為虐的翻譯，還怎麼來尋找遁詞？

陳萬里先生不僅是翻譯，還是一位醫生和學者。中國另有一位姓陳的學者曾經說過一句話：“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位陳先生叫陳寅恪，後來兩眼完全失去了視力。

陳寅恪先生看不見了，我們還張著眼。陳萬里先生和村民沒有來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還在遠處飄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熱，可見它們確實是全人類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罷了。只是，它們記錄了我們歷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歡，我們一有機會總要趕過去探望它們，隔著外國博物館厚厚的玻璃，長久凝視，百般叮嚀。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長很長，幾乎環繞了整個地球。那麼，我們的心情也被拉長了，隨著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