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當代華人學者中，我也算是應邀到世界各地演講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請者，不向國內報道。原因，就不說了。

在邀請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應，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說了。

但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請，在外灘的上海檔案館演講。原因是，八天後，正是巴金百歲壽辰。

慶祝百年大壽，本該有一個隆重的儀式，親友如雲，讀者如潮，高官紛至，禮敬有加。這樣做，雖也完全應該，卻總免不了騷擾住在醫院裡那位特別樸素又特別喜歡安靜的老人。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只讓幾個文人在黃浦江邊花幾天時間細細地談老人。而且，是在檔案館，似乎在提醒這座已經不太明白文化是什麼的城市，至少有一種文化，與江邊這些不受海風侵蝕的花崗岩有關，與百年沉澱有關。

由我開場。在我之後，作家冰心的女兒吳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陳思和，都是很好的學者，會連著一天天講吓去。講完，就是壽辰了。

沒想到來的聽眾那麼多，而且來了都那麼安靜，連走路、落座都輕手輕腳。我在臺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裡人，下一輩、再下一輩，包括他經常寫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與他們都熟，投去一個微笑，他們也都朝我輕輕點了點頭。有他們在，我就知道該用什麼語調開口了。

二

家人對老人，容易“熟視無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給世界帶來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開口就說，請大家凝視屏息，對巴金的百歲高齡再添一份神聖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於下面這些年齡排列——

中國古代第一流文學家的年齡：

活到四十多歲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歲的，有司馬遷、韓愈；

活到六十多歲的多了，有屈原、陶淵明、李白、蘇軾、辛棄疾；

活到七十多歲的不多，有蒲松齡、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歲，現在想起來的，只有陸游。

擴大視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歲的第一流文學家，有但丁、巴爾扎克、莎士比亞、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歲的，有薄伽丘、塞萬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歲的，有小仲馬、馬克·吐溫、薩特、川端康成、羅曼·羅蘭；

活到八十多歲的，有歌德、雨果、托爾斯泰、泰戈爾；

活到九十多歲的，有蕭伯納。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學家之後，我又縮小範圍，拉近時間，對於中國現代作家的年齡也作了一個統計。

活到七十多歲的，有張愛玲、張恨水；

活到八十多歲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從文、林語堂；

活到九十多歲的，有葉聖陶、夏衍、冰心。

我的記憶可能有誤，沒時間一一核對了。但在演講現場，我把這麼多名字挨個兒一說，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莊嚴起來。

這個名單裡沒有巴金，但巴金卻是終點。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轉過身來，一起都注視著這個中國老人。至少到我演講的這一刻，他是第一名。

傑出作家的長壽，與別人的長壽不一樣。他們讓逝去的時間留駐，讓枯萎的時間返綠，讓冷卻的時間轉暖。一個重要作家的離去，是一種已經泛化了的社會目光的關閉，也是一種已經被習慣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斷，這種失落不可挽回。我們不妨大膽設想一下：如果能讓司馬遷看到漢朝的崩潰，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魯迅看到“文革”，將會產生多麼大的思維碰撞！他們的反應，大家無法揣測，但他們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個世紀。這一個世紀的中國，發生多少讓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們深陷困惑的時候，突然會想起還有一些目光和頭腦與自己同時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三

巴金的目光省察著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著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留下的最溫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溫和的中國現代，這裡所說的“最溫和”，長期被看成是一種落後存在。

巴金在本質上不是革命者，儘管他年輕時曾著迷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改革。從長遠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釗、陳獨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們那樣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佇列中衝鋒陷陣。他也會充滿熱情地關注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追隨他們，但他的思想本質，卻是人道主義。

巴金也不是魯迅。他不會對歷史和時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會用“匕首和投槍”進攻自己認為的敵人。他不作驚世之斷，不吐警策之語，也不發荒原吶喊，永遠只會用不高的音調傾訴誠懇的內心。